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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洪
启动于去年春夏之交的新一轮司法改革，正在一点一点往纵深推进。继去年首批7个试点地区先行先试之后，今年上半年第二批11个试点省份试点也将全面启动。届时，全国将有过半省份参与到这一改革的进程中来。
与以往改革不同的是，今天的司法改革不再是由下而上的底层创新推动，而是顶层设计主导，中间推进，基层实践。如何将顶层设计的战略意图与基层实际相结合，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改革路径，这是对处于中间层的改革推进者们的巨大考验。
此轮司法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先行试点地区开展的5项具体改革内容包括，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探索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这些改革措施要变的是长久以来存积于司法机关内外的体制缺陷和机制弊端，要动的是包括改革推进者自身在内的诸多利益格局。
这条改革路径上不是铺满鲜花和掌声，而是布满荆棘和暗礁。而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改革推进者自身——在这一万众期待、多方利益博弈的改革进程中，改革推进者们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如何考量自身的利益，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比如，实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实现法官、检察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有限的法官、检察官员额向谁倾斜？在有些地区的法院、检察院，过去没有考虑过员额比例，院、庭长或者是审委会、检委会超配，现在员额有限，是先让那些有行政领导职务的占上好位置，还是让基层一线的法官有入额优先权？
比如，推行司法责任制，原先承担了大量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事务的院、庭长们要不要办案子？不办案子，怎么可以有具体案件审理的话语权，又怎么可以占据法官的员额？院、庭长办案质效该由谁来评定、办案过程怎么监督？
再比如，要严格法官、检察官的遴选，不仅要经过六七轮考核、考试，还要由第三方机构——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来最终确定人选，法院、检察院领导们的人事话语权受限，这当中又有多少权力受限的纠结？
上述这些改革都是此轮司法改革中的关键，绕不过、躲不过。这些改革举措调整的是体制、机制，触动的恰恰是改革推进者的权力、利益。作为此轮司法改革的具体实施者，这些处于中间推进层面的法院、检察院院、庭长，如果没有敢于向自身利益动刀的决心，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改革就不可能走向纵深。
在司法机关之外，同样也要用“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进改革。司法改革不可能由法院、检察院单兵突进，“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全面依法治国的一条基本准则，而要保障这项改革到位，必须司法的归司法、行政的归行政。它所要革掉的权力不是一群人、一个机构的权力，而是所有试图干预司法的权力格局和制度。这不仅考量着改革者的勇气，更考验着智慧和决心。
上海一位法律界专家在谈及此轮司法改革时，他希望，今后30年是法学家的时代，是法学家与民众共同构建一个能确保经济改革成果公平分配、保证社会公正秩序的时代。法律专家的激情话语背后，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对司法公正的迫切期盼。
改革推进者们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如何考量自身的利益，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私吞
据住建部最新数据显示，从年至年，中央累计安排亿多元资金支持农村危房改造。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将加大城乡危房改造力度，农村危房改造万户。“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存在危房改造资金被基层干部非法侵占的情况，国家惠民资金被“雁过拔毛”。新华社发徐骏作
“会耍的”
□马晓途
朋友相聚闲聊，有人将前些年的一些社会现象概括为“会干的不如会说的，会说的不如会唱的，会唱的不如会耍的”。笔者虽然觉得此话有点偏颇，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象，但在某些方面、某些地方、某些事情和某些人身上，确有一定概括性，值得深思。
就拿那个曾在网上炫富而一举成名的郭某某而言，就属于“会耍的”，她把个好端端的某某会耍的至今够呛；还有某些“会说”的“会唱”的，用一些低俗和带“色”素的表演以及作秀制造绯闻，将自己打扮成“精英”“明星”“巨星”等，让众多粉丝们紧追不舍，呦呦狼叫；特别有那些在官场善搞“圈子文化”，靠巧言令色，投机钻营，胆大妄为而成功者，更不是靠会干而是靠“会耍”，既耍手腕和阴谋不仅把自己及圈子中人“耍”成了“小老虎”乃至“大老虎”，还把一些地方“耍”成了塌方式腐败，使社会生态严重恶化。笔者以为，这种社会现象，是社会浮躁病的集中表现。
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有一股浮躁热。笔者曾写过一篇《中国文化浮躁录》，概括了一些文化领域的浮躁现象。其实，岂止文化领域，在其他社会生活方面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种浮躁现象。如有人想一夜暴富，有人想一举成名，还有人想一步登天，这本来就不是在短期内靠干能实现的，所以只能靠诸如“会说”“会唱”甚至“会耍”等手段，投机取巧，谋取成功。
例如，今年全国两会甫一结束即落马的云南又一“老虎”仇某人，从江苏到云南一路升迁，被称为官场“明星”，他就深知“耍”的要领。他知道唯GDP岂能短期内干出来，只能靠“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只能靠大拆大建，强行圈地，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最强悍的手段获得“政绩”，实现其官运亨通。所以，他每到一地，便如法炮制。他不讲合理不合理、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只讲“政绩”高于一切，晋升压倒一切。因此他借用某些媒体和平台，表演其“说唱耍”的非凡功夫，得以迅速提拔、火箭擢升，连他自己都说是“一路被举报，提拔却是一路惊喜”。与他同出一地而先其落马的原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走的都是同他一样的路数，有的甚至在拆迁中命令阻击手就位，有的被誉为“拆迁大佐”。其他地方一些落马的大小腐败官员又何曾不是这样。他们不仅“耍”政绩，还“耍”官帽、“耍”票子、“耍”情妇，以至于历史上一些有名的卖官者都不及他们，现代的点钞机都不及他们会“耍”票子而被烧毁，纪检官员惊叹于“他们哪来那么大的精力”养那么多情妇！
笔者以为，上述社会现象是社会政治生态被污染造成的。如同自然生态环境被污染会使动植物品种产生变异，甚至出现怪胎一样，社会政治生态环境被污染恶化，也会产生某种怪异的社会现象，产生出像贪腐官员这样的社会“怪胎”。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坚决进行反腐败斗争，倡导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对“空谈误国”，号召“实干兴邦”，以“四个全面”实现为战略布局，大力治理社会生态环境，使以前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怪异现象正在逐步减少，这实为治国理政的新气象、好现象。
救护车别“跑偏”了
□郭文婧
日前，有杭州市民在网上反映称，医院由救护车送回家，全程仅4公里被收费元，质疑收费标准。杭州市急救中心回应称，救护车回送病人，杭州地区统一收费元。后又解释，送病人回家不属于院前急救范围，这个价格是协议价，经过病人或者其家属同意后才会出车，如果觉得贵可以不用车。（3月20日《新华网》）
正因为救护车具有特殊性，所以救护车在过路费、交通规则等方面才都享有特权。救护车高价用于非急救范围，毫无疑问属于“超经营范围经营”行为，救护车根本就不应该用于非急救范围，更不用说“4公里收”了。但救护车所属单位为非营利性组织，主管是卫生部门，所以，无论是工商部门，还是交通部门，连管也都不会去管，更不用说处罚了。
事实上，救护车即使是在急救范围，也存在收费不透明、乱收费的问题。一般来说，各地有基本收费标准，但实际上工作人员往往并不出示标准甚至不按标准收费，医院抢救后，随车的医务人员都会很快撕下一张收费票据，要求当场付款。至于在异地转诊方面，就更没有标准了，美其名曰“议价”，其实就是漫天要价。
上述问题实际上还只是救护车管理乱象之一，此前媒体就曾经报道过，附属于救护车之上的，诸如天价等候费、天价随车出诊费、天价呼吸机、天价心电图等问题。对急救中的诸多乱象，早就有专家呼吁，用法律法规规范救护车已经迫在眉睫。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确实也有必要用法律法规管管救护车，不能让这救命的车跑偏！
农民，从身份到职业
□李振南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培养职业农民”的提法，无疑契合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农民现代化和职业化。
事实上，相信很多初次听闻“职业农民”这个词的人，第一想法都会是：农民也是职业吗？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我国的农民更多是一个身份符号，而不是一种职业。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民一直是社会中辛苦耐劳的身份象征，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劳作、日落而息，耕田、播种、收割，年复一年。而职业农民则是伴随着我国现代农业发展而产生的，他们拥有丰富的知识，掌握更高级的技术，他们熟知现代农业生产中多个环节的业务，能创造优于数倍传统农民的收益，单纯从收入上来讲，职业农民甚至相比其他行业的多数人群还要“高大上”。
如今，既然想要让农民从身份向职业转变，有一个问题是避不开的：那就是谁来当农民？事实上，农民这个职业准入门槛是很高的，单就职业技能来说，恐怕也能卡掉大部分人。
目前，很多人不光自己不愿意当农民，更不愿意自己的下一代当农民，而很多农民的后代也根本不会种地，当不了农民。很多农村的青壮年一年四季基本都在外出打工，把地留给老人或者干脆承包出去。而这，恐怕是农民从身份向职业转变过程中不得不面对、也不得不解决的第一个现实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发挥好政策的引导和扶持作用的同时，更要用好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不断提升农业效益，尤其是和其他职业的比较效益，让更多有文化、有技术、有能力的人看到农业经营的效益。当人们觉得农业有奔头，农民这个职业有甜头，自然会乐意投身这个职业，农民职业化之路才能起步顺、走得远。
《深圳市公共厕所管理办法》年9月颁布，并规定对违规公厕管理者和使用者予以处罚。据了解，办法颁布一年半，一张罚单都未开。该办法中“在便器外便溺罚元”的规定曾被热议为“尿歪罚一百”。深圳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处罚是为了管理，但取证比较困难。
——据3月24日《南方都市报》
评中评：法律乃治国重器，如何让规定切实可行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些贪官落马后，或痛斥权力让人堕落，或后悔当初入错行选错道、不该当官，或以官场“险恶”告诫子女“千万不要从政”。诸如此类的反思之语，看似情真意切，实则大谬不然。
——据《人民日报》
评中评：自己忍不住腐败堕落，反而怪官场“险恶”，真是岂有此理！
南方某省会城市土地房产部门的一个打字员受贿余万元。她非官也非吏，但需要到她那里打印材料的人太多，要排队等候。搞房地产的老板不差钱，早一天审批过关，就早一天回收银子。打字员就有了谁先谁后打印的选择权。
——据新华网
评中评：不必惊诧“打字员受贿万”，再小的权力一旦“任性”，后果就这么可怕！
3月22日CBA总决赛第六场大战如约上演，比赛之精彩、过程之激烈、结果之好坏，看的人自有评说。可有一点，不能因比赛结束就一笔带过，临赛前辽宁男篮突然提高票价，令球迷格外窝火。
——据《广州日报》
评中评：CBA票价凭啥说涨就涨，没人管管吗？
广场舞的国标争议
3月24日，央视新闻官方微博独家曝光了一组体育总局推广官方版广场舞《小苹果》的动作动图。据介绍，这是国家体育总局在全国推出12套广场健身操舞之一，并且“节奏欢快、动作简单，适合各类型人群”。对此，有人认为这是对广场舞的重视，也有不少人讽刺“这是要把广场舞管成广播操的节奏”。诸位看官，你们怎么看？
被误读了的国标版广场舞
□苑广阔
国家体育总局将推出国标版广场舞不假，但并非是想以国标版广场舞一统江湖，取代全国的大爷大妈们正在跳的广场舞，更不会以强制的手段去推广国标版广场舞。恰恰相反，国家有关部门之所以要推出国标版广场舞，根本目的正是在于让广场舞这一全民健身活动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推广，让更多人通过参与广场舞得到身体上的锻炼，精神上的愉悦。
很多广场舞虽然是同一个舞曲，但是在不同的社区、不同的广场、不同的城市，往往有着完全不同的跳法和动作。这是因为某个广场舞团体，最开始都是跟着一个或几个老师学习的，而这些老师在开始设计和编排舞蹈的时候，只是根据自己的喜好、习惯和审美情趣来编排舞蹈，最终造成了每个广场舞团队所跳舞蹈都大相径庭。
本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没有什么不好，但这其中也有很大的问题。比如一些舞蹈在设计编排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部分人的接受能力，导致动作太复杂，太难学，影响了初学者的信心和广场舞的传播；比如有些舞蹈动作设计的不够科学合理，不但起不到锻炼身体的作用，时间久了可能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而国标版广场舞在编排的过程中，坚持了编排科学合理，动作简单易学的原则，既有利于广场舞的推广，同时又有利于跳舞者的科学锻炼和身体健康。
这样一来，全国的广场舞爱好者们，即便不愿意完全按照国标版广场舞来跳舞锻炼，但是也可以吸取其科学、合理的成分，对自己版本的广场舞进行适当的改进与完善。我们一致的目标，就是让广场舞这一全面健身运动惠及更多人，锻炼更多人。
别把广场舞管成广播操
□谢玄曦
广场舞早已经在中国火遍大江南北，没有人规定，也没有人倡议，大爷大妈们为了锻炼身体，日日在空地“舞动晚年”。然而广场舞也饱受争议，大喇叭扰民、占用场地等负面新闻随时可见。体育总局此次的做法是想走过去广播体操路子，让广场舞也“名正言顺”，有“国标”可依。但只是“统一”动作，恐怕难给广场舞正名。
广场舞的形式多种多样，学习新曲子和新舞步已经成了大妈界的时尚。要是非要找一个全民统一的运动，只有广播体操。然而广播体操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原因，现在也只有学校和一些机关部门还在坚持练习。广场舞之所以能够火的迅速，火的长久，就是因为多样性和灵活性。给广场舞定“国标”，恐怕大爷大妈们也不会买账。到头来“国标”广场舞地位尴尬，民间的广场舞依然如旧，不但难以管理，“正名”更是无从谈起了。
给广场舞正名的办法并非没有。其一，提供真正适合跳舞的场地。广场舞饱受骂名的原因，无非就是大爷大妈们扰民。但没有合适的场地，怎么才能不扰民呢？截至年底，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调查，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46平方米，若健身场地不足的问题无法解决，广场舞扰民就是难以避免的问题。
其二，广场舞扰民，居委会难管；没有规定，居民和大爷大妈们的冲突也难以解决。深圳市已经出台的《绿化和公园条例（草案）》规定，只能在早上7时至9时、或晚上7时至9时跳广场舞，且还需要限定音量。毕竟是关乎公共秩序的问题，规定如何既能让大爷大妈们锻炼身体，又能不扰民，需要管理者认真考察，谨慎制定。
广场舞的流行已经势不可挡，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国家若真是想将这项健身运动推广，就不要将目光局限在广场舞动作本身。与其被称作是“多管闲事”，不如拿出具体的方案，来为这一项全民运动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