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小辑一疯癫是话语剥夺还是身体宰治

在当下,女性主义批评早已成为一门显学,关于它的论著研究,瀚如星海,而几乎所有著作都回避不了三十余年前的一部标志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疯女人”形象的发现,直接生成了一套女性主义文学的批评话语。此作虽立足于文学文本,却着眼更广的视域,抱有更大的雄心。在客观上,它也确为性别、种族及后殖民研究提供了一个极佳的阐释范式。它所描绘的跳脱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学史与理论传统,首次以女性话语重构了19世纪的文学想象。

吉尔伯特和古芭的合作,虽然论述大胆,批判激烈,但却颇为明智。因为在英美和法国的女性主义、女权主义传统中,往往囿于将性别与自然生理、社会政治紧密结合。真正从文学作品中发现女性形象、话语和抵抗的作品实属难得。《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出彩正得益于选择了文学领域,巧妙将女性主义批判蕴于文学批评中,形成了诗学审美与社会历史两大维度的统一。

书中惊人之论虽让人初看咂舌,而论述却鞭辟入里,丝丝入扣,最终我们往往落入作者逻辑,深为叹服。原因在于作者强劲的文本分析的“内力”,那种立足作品内部的细读、发掘隐喻主题的意象、探寻身份意识的焦虑使此作说服力、思想性都达到崭新高度。然而,令人吊诡的是,这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杰作在形式上沿袭模拟了利维斯、布鲁姆等男性权威批评家的“经典”意识,只不过另寻了一套19世纪英美女性作家的谱系正典。在心理上,大量沿用了弗洛伊德的压抑假说和身份焦虑,对于大量文学母题的研究让人很容易联想起荣格的神话原型批评。那么,两位作者对于女性文学是如何独特“想象”的?我想全书至少想象了主体与他者、话语与失语、理性与疯癫、压抑与反抗、虚构与真实,艺术与生产等诸多关系,它们构成了全书的深广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意识。

“疯女人”并不是天然自生的形象,而是男性父权制话语下形塑的产物。作者也许深受福柯疯癫论述的启发:疯癫并非一种自然意义的生理疾病,而是文化历史生成的“症候现象”。《简爱》中疯女人伯莎映照出的正是完全疏离于男性主体的他者形象,代表着与理性高度“异位”的沉默缺席。作者深知疯女人是男性中心排斥与放逐、压抑与禁锢的“不可见性”。

以男性作家为代表的父性与父权秩序,书写出的女性形象只是一种规训同一化的理想虚构。作者发现,“屋子里的天使”完全是男性想象女性的一厢情愿,她们完美纯洁、高贵简单,被动驯顺。(如但丁笔下的贝雅特丽齐、童话中的白雪公主)而真实情况又如何?男性书写从本质上渴望在文本中“谋杀”女性,他们在创作中有意造成了女性形象的断裂、异在和对峙。因为与天使相对,作者寻找了妖妇、女巫和女怪物等形象序列。

她们本质上反映了更大的真实:破坏性、主动性与反抗性。它们是男性自身对女性不可知力的恐惧、焦虑和异己感的化身,需要被禁锢在幽冥之域。来自男性的教谕是:女性要压抑自身的“他性”,在男性话语中生存,归顺于男性的主体性。

作者的深刻处在于展示了女性双重的内在张力:主体性与他者化总是同时挣扎抗衡。女性成为天使形象的代价是美丽而苍白、空洞又被动,最终沦为男性附属的符号。她们丧失意识,永无觉醒,只在男作家的封闭文本中“死亡的生存”。而妖妇形象则具有恶魔般的生命力、反抗性与摧毁力。她们之所以被丑化,正源于其时刻有冲破男性权威、处处对男性中心颠覆与叛离的冲动。

父权话语与女性形象的普遍失语形成压抑与反抗的潜流。白雪公主与王后、简爱与伯莎实质是真实整全女性的一体两面。王后对公主不遗余力的迫害基于不满那个藏在窥镜里的“潜在国王”的父权声音。表面看这是一个自恋故事,实际却说明王后无法忍受白雪公主身上对男性的驯顺与从属。而伯莎最终的疯狂摧毁正释放了来自简爱自我压抑的潜意识。

正如福柯《疯狂史》试图展示不在理性宰制下的疯癫话语,吉尔伯特和古芭则意欲揭示不在男性影响下的女性声音。她们的书写计划本身就深藏着“疯狂”,因为女性形象在文本中总是体现出身份意识的矛盾与两难,这也是此作难以从诗学批评演绎到社会实践的关键。因为疯女人自身的语言总是被遮蔽,被视为不在场的呓语。她的形象从未独立发声,只能被男性论述、建构(彻底的客体化)。再者,即使王后的疯狂迫害,依旧由于封闭镜子发出了父权声音。渴求男性认同、享受男性赋予之爱始终是女性未能摆脱的魔咒。正如红房间对于简爱虽是封闭化的空间意象,同时又是父性归属之爱的象征。

而开篇的隐喻则成为灌注全书的批判力量。男性阴茎是笔的象征,它的强大胜过了剑的威力。作者的巧思在于将艺术与生产性联结起来,发现以往男性作品之所以极具权威,深富自信,全在于一种先天的性别决定论。他们将艺术创造力比附于身体,作品文本正犹如父性权威创造出的孩子。长久以来,女性往往对艺术创作抱有疑虑:男性可以将幻觉变为艺术,女性却只会造成疯癫与谵妄。父权制话语从根本上(身体意义上)说明了没有阴茎就无法拿起钢笔,女性天生即被歪曲为阉割的“女太监”,丧失了艺术创造的能力。这正体现出此作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原创力量。

时至今日,《阁楼上的疯女人》对于女性主义研究的典范意义毋庸置疑,无论在思想洞见,还是批评方法上都具有启发与借鉴价值。究竟是什么内质赋予它以经典性?这绝对不是简单迎合读者口味,顺应女性主义思潮的产物。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自有她们的策略:从文学批评中酝酿批判立场,从女性作家作品里找到“非男性”声音,从文学史里树立思想史高度。从而,这部表面上的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著作,始终意欲描述一种女性的话语体系、意识形象和抵抗姿态。

作者:俞耕耘,书评人,自由撰稿人。学术论文见上海《学术月刊》(CSSCI),《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书评及随笔见于《中国新闻周刊》、《中华读书报》、《晶报·深港书评》、《经济观察报》、《南方都市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南方日报》、《四川日报》、《生活周刊》、《北京晨报》、《齐鲁晚报》、《燕赵都市报》、《生活周刊》、《江南时报》、《安徽商报》、《深圳商报》等。欢迎媒体联系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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