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1月，一位自称“我为伊狂”的网民，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发表了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这篇网文一开始通过网络在民间超能量传播，经《南方都市报》报道后在深圳乃至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更引起深圳市市长的 广州的城市空间战略：
摊大饼与失焦
关于广州的城市空间形态，我10年前就有过一句评价：广州和武汉是全国自然条件最好的两个城市，却是空间利用效率最差、规划最混乱甚或没有规划、城市景观最让人失望的两个城市！即便是在今天，这句话基本上仍说得过去。
说自然条件最好，是说这两个城市皆是在市区有足够体量面积的山体、有大量和形式各异的水体并形成水系、城市用地较为充裕且易于展开、气候适宜、植被极为丰富等。
然而这两个城市却是全国最为典型的摊大饼的城市。武汉被人讥笑为“城市建成区延展到哪里、市政道路等基础设施就跟踪配套到哪里”（广州的近郊也差不多！）不说了，广州远不像武汉那样内地城市财力拮据，可是城市空间形态又如何呢？
姑且不说天河新城和珠江新城屡屡被人提及的规划不够完善之处了，让我们看看面对番禺北区成为广州最重要居住区之后政府的反应何等之迟钝？让我们看看新白云机场和高铁广州南站选址（主要为商务人士和中高级白领服务的高铁站设于远郊，而主要是低收入消费者服务的普铁站设在老城区，导致双向错配？）之何等成功？让我们看看广州三层立交桥上特别设置的红绿灯？
好吧，让我们说说“东进西联南拓北优”战略。
这是广州市委市政府于年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中，确定的“大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到年又加了“中调”二字。
这一战略可以总结为四个字：“四处开花”。每个区都给你空间，让你向外发展，每个方向都用力，每个方向都无法握紧拳头。如果这样的四处用力能形成城市治理的扁平化分权架构、能形成城市形态的多中心组团结构也好啊，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相对深圳的市区分权而言，广州仍然是典型的市级政府集权、区级政府相对弱势的治理结构，相对于深圳已形成典型的多中心组团城市形态，广州却仍是单中心的圈层城市形态。
城市空间形态的失序，背后是土地一、二级开发规则的失控和地产业的过度发展。
最早发现南沙的空间战略价值的，是香港商人霍英东。在霍氏开发的头10余年，广州介入不多。直到近年广州才真正开始重视南沙。
然而由于四处开花的空间战略，广州市并未“聚焦南沙”，既未在政策层面提升南沙地位，在基础设施投资上，21世纪的头10年也并未向南沙倾斜。是年时，南沙与市区的联系，还主要靠南沙港快速路。真正把南沙摆到战略地位的，其实是在最近两年，还是在时任省委书记汪洋的催促之下实现的。可以说，没有汪洋，就没有南沙新区上升为国家级新区。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南沙拿来做什么，广州一直没有想清楚。
最初要在南沙搞重化工业。在南沙这样珠三角地理中心的生态脆弱区搞重化工业，这想法在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下就相当不靠谱——如果你不是仅仅考虑广州市自己的产业布局，而是站在珠三角和全省来考量的话。问题还在于，既然你要在南沙搞重化工业，为何却要在南沙港打造集装箱主枢纽港？
在省委的干预下，原本准备在南沙开干的钢铁和石化项目被挪到了粤西。
时任省委书记汪洋给南沙争来了国家级新区这个帽子，定位为广东转型升级的战略平台，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再造一个广州，使广州变成真正滨海新城”这个想法就有点太浪漫了；可是，要在南沙打造区域金融中心，这想法就不仅是浪漫了。
一个有两三千年建城历史的城市，经历了年的历史选择和沉淀，其城市重心怎么可能一下子移到几十公里开外的地方去？这不是浪漫是什么？在远离最为成熟便利主城区几十公里的新开发片区，怎么可能建成需要最顶级城市配套的金融中心或CBD？可行吗？我一直讲，‘珠三角地理中心’这个概念并不是南沙真正的优势（郑州还是中国人口密集区的地理中心呢！兰州还是整个中国的地理中心呢！形成经济优势了吗？）。南沙真正的优势就一句话：大面积的港口后方陆域。
仔细琢磨一下我这句话，想想南沙能做什么吧！
4文教科卫，在10年前广州拥有的相对优势何等之大！深圳最近10年里也正是在这四个方面奋起直追，逐渐缩小与广州的差距，可以说，在这些方面广州至少浪费了10年的时间。
广州的主导产业选择：什么都想做，什么都没做好
关于广州的产业结构，这真是应了那句名言：“广州是一个说不清楚的城市”，谁能说清楚广州的支柱产业是什么？请不要超过四个，超过四个就不是支柱产业。
广州什么都想做，从外贸加工型的轻工制造业、到IT制造及软件业、到重化工业、到商业零售业、到物流业、到生活服务业、到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到文化产业……总之，看见别人做什么，就觉得自己也有做这个的优势，就也要做。
在我看来，广州这20年里，关于产业抉择，做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在广东省政府宣布不将汽车列入支柱产业的背景下，勇敢地宣称“广州市要把汽车列入支柱产业”，毅然引进了三大日资汽车厂（有两点很幸运：一是收割了年之后中国汽车市场高速增长的红利，二是日本汽车厂家更擅于把握中国汽车消费者的心理），结果汽车产业集群事实上成为广州最近5-8年GDP增长的最重要贡献力量。
但这样漂亮的手笔，最近10年里再没有见过。
广州产业决策很不漂亮的两件事，很不幸都和深圳有竞争关系，但我决不是因为和深圳有竞争关系才这样认为。
一个是在珠三角集装箱码头吞吐量已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将南沙港口建设的重点放在集装箱港。这里面有三个问题：一是，香港-深圳双港（由于深圳港三大港区皆是由香港几个主要的码头公司投资，因此可以视为一个组合港）事实上已在珠三角地区取得近乎垄断的优势，广州港很难挑战成功；二是，南沙港的建港条件在珠三角属较差的之列（处在珠江主出海口，港池水深不足，航道及港池皆有泥沙淤积的问题）；三是，广州港核心辐射范围并非主要的轻工外贸制造（适宜于装箱货物）基地。事实上，南沙港较适宜于散杂货和件杂货的进出口运输，此外后方陆域宽广平整，亦适宜于发展临港大工业。
自己的优势不发挥，反而非要以自己的劣势去对阵别人的优势，这种选择并不明智。
另一个是金融业。在珠三角事实上已有香港和深圳两个金融中心（未来最终会融合为一个双子座的金融中心）之后，广州再想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事实上已不可能，除了后发劣势，被别人占据了控制性环节之外，更重要的是，广州缺少金融业的运作经验，更缺少懂金融的人才。每次听到广州的一些官员和学者谈金融业问题，几乎总让人觉得不够内行。
老实说，这十多年来，我最希望看到广州和深圳形成激烈竞争关系、互别苗头的领域，是高新技术产业，因为广州本来较深圳更有优势——有那么多的大学和科研院所，较深圳强得多的研发实力，然而遗憾的是，广州反而没啥太大作为。
从年的数据看，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至少超过广州的一半；科技创新实力的最重要数据，RD占GDP比重，广州仅为2.3%，而深圳已超过3.7%，这其中，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广州的统计数据中应该还包括了各大高校和中科院广州分院的科研投入；深圳拥有多家具有全球及全国竞争力的科技企业，广州则寥若星辰。
由科技延伸开去，我一直的一个观点，广州在华南地区、尤其是相对竞争对手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其“科教文卫”四方面的资源，这也是广州最应该也最好做文章的地方，也是最容易与深圳展开差异化竞争的地方，然而广州过去20年里，恰恰是在这四个领域没有做足文章，至少没有充分发挥其优势。
我记得时任省委书记汪洋主粤之后，曾经在好几个场合、最后一次应该是在年广东省“两会”上，提醒广州发挥自己的核心优势，可惜广州就是没听明白。
这四个领域，既可以是长期的发展基础和软实力，又可以是现实环境下的产业支撑和财富汲聚核。
教育，你只要看一看每年全国数十万的学生到广州来念书、数万计的教师在广州生活，所带来的庞大消费能力，就明白了；还有这些教师学者在全国各地做项目、做课题所带来的资金流入、国内外学术交流带来的访问客流；还有全省各地的非富即贵家长们为了让孩子到广州来念中小学而到广州来买房子、租房子所带来的财富流入。当然，更重要的，是学校及科研机构作为人才池和技术池对一个城市长期发展所提供的强大支撑！
文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由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等几大传媒企业在全国的强大影响力，每年就吸引数十亿的资金收益流入广州，还不要说它们及员工所产生的税收。由此吸引广告业在广州的集聚，每年吸金也达上百亿。然则我们没有争取更宽松的政策推动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广告、演出等行业在全国获得优势地位，对于自己的优势不够重视。
医疗卫生，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医院每年的医疗收入、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的兴旺，就明白这个行业何等的吸金了。何况还有带动医疗设备、医用耗材、人才培训、鲜花礼品等产业链的功效。
这四个方面，在10年前广州拥有的相对优势何等之大！深圳最近10年里也正是在这四个方面奋起直追，逐渐缩小与广州的差距，可以说，在这些方面广州至少浪费了10年的时间。
未来城市软实力的竞争中，这四个方面会越来越成为营商环境的核心要素！
问题还在于，广州过去20年里，不但没有充分发挥自己在华南区域的优势，更加没有扩大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自己的优势地位！以高等教育为例，上海不说，江苏、浙江的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在过去20年里都成功地挤入全国的前5左右的位置，然而广州的中山大学，却一直在10名左右游荡！
再比如，医疗卫生领域，广州为何没有利用自己经济发展的优势，提升自己到和北京、上海并立的地位？直到最近一两年，才提出医疗城的计划，醒过来得太晚了。
更多的产业案例我就不说了，仅就综上所述，我说广州“什么都想干，什么都没干好”、“有优势的不去发挥、没有优势的非要搅局”，算不算冤枉广州？
5然而对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来说，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只要中国的干部考核体制不改变，只要空间资源要素的投入还有潜力，地方政府习惯了过去那种靠土地投入和产出获得经济增长数字和政绩的老套路，就不会主动去改变。
广州增长方式还没有真正转变
我一直认为，中央强调“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切中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要害。靠原来那种要素资源投入来获得经济增长的老套路，已经走不下去了，必须改弦更张，否则中国经济没有出路。
然而对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来说，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只要中国的干部考核体制不改变，只要空间资源要素的投入还有潜力，地方政府习惯了过去那种靠土地投入和产出获得经济增长数字和政绩的老套路，就不会主动去改变。
我也一直不客气地说，倘若非要从全国勉强找出一个转变了经济增长方式的例子，那么只有深圳勉强算得上。因为只有深圳是真的到了无地可用的地步了！！！其它的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杭州、苏州，都还不能说是。
广州也不是。你看一看广州庞大的四处开花的空间开发计划、看一看广州的基建投资规模和银行对城市开发的授信、看一看房地产相关税收一卖地收入在广州市地方财收中的占比、看一看广州市财收的分税种比例、看一看广州市财政的负债状况，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往哪个方向转变？简单点说，就是一个词：创新驱动。
在国家就是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在城市就是要变成“创新型城市”。
创新驱动，于广州来说可以简化为两个方向：一是科技创新，二是文化创意。
广州也在这两个方面出台了相关政策，确定为战略目标。但是我们要问的是：真的作为战略目标，那就必须解决这两个战略目标所遇到的主要障碍。什么障碍呢？在科技创新来说，就是建立产学研结合的机制，就是真正加大研发投入（科技创新是最烧钱的领域！）、改革科技体制、在关键的新兴产业方向上，舍得投入、最大可能地进行专利布局和卡位；在文化创意来说，就是放松管制、保障创作自由、保护知识产权。
就这些方面来说，虽然新型城市化道路的规划中有涉及，但仍有待于付诸实施。因而我不能作出广州已走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通道上的判断。
6即便是天津、苏州或重庆的GDP总量超越，但是在城市功能上已不太可能取代广州-深圳-香港城市群了，广州不必为GDP的数字而惊慌失措、手忙脚乱。
广州的未来，靠什么与别人竞争？
一个基本的判断，未来10年时间，将是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大致稳定下来的10年，一则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将基本告一段落，将进入稳定发展阶段；二则由于市场机制已经基本确立，那种打破竞争格局的外部政策条件创设之可能性已越来越少，就算国家想集中发展某一区域都已难以抗拒市场力量（过去10年天津的国家定位失败已足以证明）。
也就是说，即便是天津、苏州或重庆的GDP总量超越，但是在城市功能上已不太可能取代广州-深圳-香港城市群了，广州不必为GDP的数字而惊慌失措、手忙脚乱。
未来尤其是10年之后，广州，包括深圳，靠什么确立自己在全国、全球城市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尤其是，在我们面临着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这样一个人类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都将发生剧变之际。
我想，由于国内一二线城市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格局渐定，国内主要中心城市的工业化进程也渐趋完成，大规模的跨区域移民浪潮也会告一段落，国内城市所谓硬实力的比拚将来必定退居次席，将更多展现为软实力的竞争。
这些软实力要素可能会包括：文化、生活环境及生态环境、法治信心、城市治理结构和治理水准、国际化水平（包括外语能力）、公共安全等等。
其它几项都容易理解，这里我特别想说一说城市治理结构、生态及生活环境这两项。
我想，由于我们的政治及行政体制以及传统，我国各城市较为相似的城市治理结构，在全球范围来说，是一个较为落后的水准，可以说，还处在近代化阶段。未来的一段时间，会面临着严峻的现代化转型的任务。谁能率先完成这个转型任务，建立起一个现代城市治理的结构，谁就可以率先奠定一个软实力的基础，倘若在这方面与国内其它城市拉开10年、20年的时间差，就可以获得一个明确的竞争优势。这个城市治理结构及水准，也与文化、法治、公共安全等几项密切相关。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由于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在国内率先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广州和深圳在这方面已与国内其它主要城市拉开了至少5-10年的差距，以这些内地城市相对落后的治理结构及水准，根本不能对广州构成长期的竞争压力。
但是由于政治体制的同一性，广、深与国内城市在这方面拉开的差距还很不够，还没到彻底奠定竞争优势的程度。我们能不能拿出30年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来，大胆推动城市治理结构的改革，在全国率先完成现代化转型，从而一举奠定这一软实力基础？
“生态及生活环境”这一项，主要是考虑移动互联时代所带来的大变局。由于进入移动互联时代，将会使得人的流动路向发生转变，过去人的迁徙是为了“谋生”，所以要流向资源配置能力较强的城市，而移动互联时代，人的迁徙是为了“生活”，因而人才将流向生活更便利、环境更优美或轻松、更能找到生活快乐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快乐型增长”。人的流动导致财富的流动，或者说，过去人的流动带动生产要素的流动，未来人的流动除了这一带动（人们不必非要在CBD上班，就可以更便利完成诸多商务活动）外，更会带动财富的二次分配。
就这两项而言，从过去数年广州市党代会和“两会”的报告文件中，我从未看到过清晰的描述。
行文至此，我对广州战略迷失的批判告一段落。我可以肯定的是，将会有许多广州网友对我进行各种批评。我将含笑以迎，惟希望你们批评得有逻辑性一些，有战略眼光一些。过去10年里，没有谁比我对深圳批评批判得更多更严厉。我对广州的批判，倘若广州能够重视，那至少会让我感到一丝安慰。
原文作者：金心异，深圳市政协委员、《21世纪经济报道》编委、著名区域经济专家，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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