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一个人的九十年代广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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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怎样开始,叙述广州这样一座城市?老实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无论我如何穷尽一切词藻,所能说出的亦不过冰山一角,犹如当下年代里的种种碎片。

事实上,我说出了什么、我看见了什么并不重要,那些没有被说出的、那些没有被看见的——才是广州——这座城市最重要的构成。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座不一样的城,概莫能外。

原谅我所写下的仅仅是一己际遇中的一些碎片,而不是它的历史、它的人文、它的传承。

当然,碎片可能就是碎片罢了,不过它也可以是完整的。以一个个切面的方式拼贴起来,何妨就是一座城市?我所写下的,是一个人的城市,以及一些零碎的人与事。

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广州土著,即便在这里我已经生活了廿多年。在心里,我还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位异乡人,大地上的异乡人。有的时候,我算是一个参与者,更多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我无意证明,它是个人的或普遍的,我只知道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所有人身上。

在路上,我所看到的风景、所经历的人事已忘得差不多一干二净无计可施了。当初的梦想和雄心壮志,也早已在生活的重压下灰飞烟灭不知何处。而人世总有意外,有那么一些记忆依然存留,抹不掉、挥之不去。

生命,在更多的时候是依赖记忆与梦想(如果还有的话),而得以延续。

上篇:酒吧志

如同黄大炜在《秋天》所唱:“你希望我陪你,回到那一年的上海。”现在,让我陪你回到年的广州——东风东路的红太阳酒吧,进入这座城市的肺。记得它开张的时候,《羊城晚报》报道的标题就叫《东风东升起了红太阳》。

这是我记忆中泡的第一间酒吧。

早期的广州酒吧很有“底层”的色彩,散布于城市的边缘街角,粗糙得颇有质感,几乎收容了全城的精神游荡者。当时还没有二逼青年、文艺青年、普通青年的分野,酒吧就是流浪记者、编辑、广告人、歌手……以及密谋家、文人、艺术家、妓女以及各种可疑人物出没、接头与聚集之地。在通讯工具尚未发达的年月,酒吧的功能与今天酒吧的功能完全不可同日而言。我的朋友祥子说,那是广州酒吧的黄金时代,你可以从一个酒桌游荡到另一酒桌,和不相识的人纵情谈论美酒和女人、文学和艺术。一群人试图通过酒来相互取暖,通过短暂的放荡来感受流浪汉般的自由,仿佛抵抗道德民兵的狙击。

红太阳的标志,是进门的那堵墙上,大大的一幅画面里,有一个扎着小辫的黑人。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就是伟大的BobMarley,第三世界的超级巨星、雷鬼音乐的鼻祖。

那时候,红太阳里永远人头拥拥,人们挤在拥挤的大厅里,跟着音乐舞蹈,没有空调,只有一台风扇在头上转圈。我记得,high到高潮,手足舞蹈的外籍DJ会把所有的灯关掉,留下一个闪灯在暗夜中闪亮。

我在红太阳酒吧那天,闷热,恰是音乐人张萌萌策划、制作南方第一张摇滚乐唱片《南方大摇滚》的首发式当晚。捞仔、张全复、毕晓世等一干音乐人及有份填词的、后来成为21报系发行人的沈颢在一旁热烈地喝酒;我和来自鲁迅故里的诗人蒋立波、江城以及一早在音乐圈打转的诗人沈绍裘以及当时在《南方周末》做记者的诗人陈朝华坐一桌。在我叫了两箱大支装老珠江啤酒之后,朝华兄率先不胜酒力,光荣地醉卧在30路公共汽车总站对面的马路边上。

那些燥动的、残存着一些些理想的夜晚,我们不倒下谁倒下?据说,完美的一夜是这样的:谈论了一晚上的音乐和诗歌,灌了一晚上的啤酒之后,再带上一个姑娘回到出租屋,才算。只是对囊中羞涩的我们来说,如此“完美”的事情肯定都另有怀抱。

我所认识的泡吧的人里,泡过西部牛仔啤酒牛扒城的音乐人特别多——几乎所有人都在那当过弹唱歌手。也许亦从一个侧面说明,广州的地下音乐是从民谣开始的:王闻、杨一、方辉、曾向华、林羽……更多的人我叫不出名字,只是因为《粤港信息日报?粤港周末》的存在以及音乐公社的集结与四散才知晓的。其实,它是“红太阳”的前奏曲,参与其中的《粤港周末》名记江南藜果,在不多久的后来,创立了水边吧,把许多气息传承了下来。

江南藜果说过:“在广州,我从泡酒吧起,经写酒吧,到开酒吧。无可救药。”为什么自已跑去开酒吧?他说,“我喜欢酒吧。而我从前喜欢的许多酒吧变了,我不喜欢去了,就自己开一间。”

水边吧在天河立交五星级厕所旁的臭水沟边上开张还不到一个月,广东电视台就以“水边吧”为主角做了一个广州文化酒吧的专题报道,不久还上了CCAV。它主打的酒,正是绍兴老酒。在广州温老酒时加话梅煮,可能是藜果兄首创,反正我最早是在水边吧喝的。在里边坐着,常会听到客人吆喝:”掌柜的,温一壶老酒。”况且,店里真有“孔乙己”牌茴香豆供应,还有客人学着鲁迅小说里那老兄的调调,来句“多乎哉,不多也”什么的。

我在水边吧经历过两件忘不了的事情。

一件是,酒吧常客阿俊深夜喝多后与一客人打赌,大冬天的一跃跳下边上好几米高的臭水沟,神奇地一点事没有。因何缘由两人打起赌来,已然完全无法记起。

另一件,事涉写过歌曲《十二座光阴的小城》的诗人沈绍裘。有天,老友鬼鬼的他特意跑来广州大道中号找我要请我吃饭,我由了他去。饭后,我们一同上水边吧喝酒、朗诵诗歌。记得当天没了老珠江啤酒,我付钱让店小二去楼下扛了一箱回来。凌晨两点了,我提议大家散吧、散吧,得上班呵。当时,我在《南方都市报》做记者,天天得跑社会新闻呢。平时因住得远、常早退的老沈很奇怪,还在。到了楼下,我与老沈开玩笑:“变性啦!今天你老人家全陪到底!”。老沈避着众人,把我拉到一边说,“浪兄,可否给我20块坐摩托车回去?”我才知道,这老兄是穷尽口袋请我吃的饭。我被感动得一塌糊涂。此后,只要老沈来找我,从不让他买单!——原因无他,当年他离了,一个人带女儿,枯苦。多年后,他还与我们一班共同的朋友说,“我赚大了!浪子一辈子都会请我吃饭。”现在,他与一空姐再度成家后又有了一女儿,幸福着呢。偶尔,我们饭聚时他还是会主动结账的,哈哈。

我带过天南地北许多人光临过水边吧,估计有好几百人。年秋天,我带着去的小妹妹莹,如此描述过她经历的场景:

“座中大多数人都兼备表演者与看客双重身份。江南藜果的诗朗诵下来后,坐在我身边、祖籍雷州的王闻接着就走上表演台。王闻成功的掀起了当晚的高潮,他在吉他的伴奏下唱了很多从前流行的改编歌曲,令下面的客人们很high。每一首歌都令那些中年孩子们欣喜不已,王闻将他们带进了以往的美好回忆。里面最high的一个人就是江南藜果了,我听到他对一个人说了不止三次“美国哪有这么好的改编歌曲,连个盗版碟都没有,你还是回广州吧。

我就只记得其中的一首《你老婆对我说》,听说这是当年暨大艺术团团歌:你老婆对我说,她悄悄爱上我,听到这消息啊朋友你不要太难过,姑娘还有很多,你先随便拍个拖,实在难受找头母猪凑合着也能过……

由于对那个年代的陌生,我不知道这些曲子的原来歌词,但听着和婉的音律唱出如此粗俗的歌词,感觉非常奇妙。

王闻之后,可能是到了午夜的缘故吧,这群老男孩们唱的歌曲也开始黄黄的。其中有个叫做彼德的唱的民歌最多,听说他去过贵州与海南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采过风,具体情况我忘记向浪子哥打听了。他今晚唱的歌词都与鱼水之欢甚至男女生殖器有关系。不过因为他演唱时神情严肃,所以艺情远大于色情,听起来也不觉得很尴尬。他的语言天赋忒棒,会唱很多地方的语言,还能用潮汕话跟我进行简单的对话。

有个叫做小李的八十年代后在彼德下来后抱着吉他上去了,这个人应该是当时最年轻的表演者。小李最初弹奏的《两只小蜜蜂》是喝酒猜拳的酒令,歌词非常简单:两只小蜜蜂呀,飞在花丛中呀,飞呀,飞呀,左飞飞,右飞飞……

歌曲被小李分成五段,演绎了从畅饮到醉酒的全过程。第一段非常欢快,似最初的畅饮,接下来那一段声音高亢,并且配合扫、切、滑弦等吉他手法,可见猜拳者喝得甚欢,第三段节奏缓慢,声音也略带苍凉,一段吉他独奏后“人要是这么活就好了”的旁白,道尽醉者心中无限事,令我诧异万分:一为曲子的急转直下,一为小李的创造力。”

——到我了!到我来说说,在水边吧的她者描述里说到的各式人物。

王闻,广州第一代民谣歌手,出版过唱片《男人四十》等。当年他有一个心愿,是拥有一个录音棚,像家一样的,他会天天泡在里面,不出来,做他心爱的音乐,让人们了解他的音乐,不为钱。后来这心愿在老家实现了,他录制过许多雷州方言音乐,广泛传唱于当地。年年初,王闻兄回到广州,说是准备重新做一个歌手……最近,王闻兄又出版了新专辑,重又活跃在各种音乐现场。

彼德,广州第一代文艺搞手,咸水歌王,还是个好厨子。他的家,毫不夸张的说,就是城中文艺男女大本营!常宽、黑豹乐队、窦唯……还有王菲还叫王靖雯的时候、以及尚未出名前的徐静蕾什么的,都住过他哪儿。年夏天,彼德兄干脆奋身下海,开了间名为“读梦空间”的酒吧。只是不知道,他希望读到什么样的梦,改天问问他去。

最后出场的小李来自广东唯一的海岛县南澳岛,后来他在年组建了一支叫玩具船长的乐队,担纲创作、口琴/手风琴、吉他和主唱。操着潮汕南澳岛方言歌唱的玩具船长——我认为它是近年广东进步至神速的两支乐队之一,另一支是来自海丰的民谣军阀五条人乐队。——它更像是我们现代生活里一本没舍得丢弃的旧相册,一部渔民与大海之间的电影,那些咸咸的一幕再原汁原味还原给我们。年5月25日,乐队发行了新专辑《大岛小岛,咸咸就好》。

水边吧现在还在营业着、在暨南花园小区一幢居民楼的一楼,这些年来以创作、演出实验吧剧闻名。

作为前媒体人的江南藜果有广州第一个被开除的编辑记者之称,“因在《粤港周末》观点版中,撰文借题发挥,直接了当抨击我们的社会,抨击我们的制度。此事惊动了中央与省委领导。”年12月10日,被报社除名——准确地说,他是因为不妥协自已把自已除名的,其前同事陈晓守有见证文字:“他的检讨通不过,他又不愿按上面的意思更改,最后同事翁宝替他写了一份能让上面满意的检查,让他署名就行。他拒绝了,结果就从新闻圈消失了。”——惹祸的文章,是抨论克林顿拉链门事件的《透过丑闻看美国》。

作为老板的江南藜果除了与酒吧、与我们一同变老,结了婚,还有了女儿江南穗。现在的水边吧,依然是城中文艺青年的聚集处,每月7号,还有专门的诵诗会。只是当年的酒客,大多变成了路人;如今的来者,是不是理想仅存的年轻男女就不知道了。

说不完的广州,说不完的酒吧。比如枕木,因为木子美的故事暴得大名,但是谁又知道,它还是一道下酒菜的名字?手撕枕木牛肉,酒吧的招牌小吃,据说是正宗丽江师傅的做法:一樽樽有若缩细版枕头的烤牛肉,吃法就是将枕木用手撕开一丝丝,沾少许辣椒粉,入口香脆,味道特别。

最值得一提的,是一间叫凹凸的酒吧,它曾经是广州文化人、媒体人扎堆的地方,也是南方城市沙龙的地标性场所。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它被关掉了。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位博士生,正在以它为主角,写一本记述发生在凹凸酒吧身上的种种事情的书。一间酒吧即将拥有一本传记,我想这已经堪称传奇。

中篇:诗歌志

在中国诗歌界,无论是“七0后”、“中间代”的横空出世,还是“女性诗歌”的兴旺、“完整性写作”的倡导,都无法绕开黄礼孩这个名字。毫不夸张地说,有黃礼孩这样认真的写作、踏实地做事的诗人,是广州之幸、更是诗歌之福。正是出于主编黃礼孩对诗歌与人之关系的深刻体味,才造就了中国第一诗歌民刊《诗歌与人》。

来广州的诗人,设若没到过沙河项一带,不是说遗憾、至少也是失色的。《诗歌与人》编辑部,就隐藏在沙河项广州画院八楼一个简陋的房间里。年底,黄礼孩在这里创办诗歌杂志《诗歌与人》,在十多年后的今天,其重要性已水落石出,作为当代最重要的诗歌类民刊,这个评价已然获得公认。沙河项由此而来,成为一处新的“诗歌麦加”。

在此之前,广州的“诗歌麦加”不在这里,而是在老牌诗歌民刊《面影》哪儿、在主持它的诗人江城身上。说到广东诗歌,不能不提《面影》;说到《面影》,不能不提江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内诗歌界,《面影》是南方诗坛一面引人瞩目的旗帜,对现代诗歌影响深远的《诗歌报》那些年在提及民刊时肯定要提到《面影》。而江城,是让这面旗帜飘展的那个人。因此,江城和《面影》,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十多年前我就说过:全国各地来的诗人,不管有否见过面,只要是知道对方的名字,到了广州就一定会找江城报到。江城就是天南地北的诗人们的公共汽车(迎来送往)、旅店(住所安排)和酒馆(以酒会友)。写诗的人,没有喝过江城的啤酒,就不算真正来过广州。

“在羊城东风中路大石街一个叫郑心发的青年人家里,啸聚着一群被诗歌的烈焰灼红了双眸的诗人。……那是年5月,在南方,这该是文学年景的最后一个季节。”《面影》的发起人之一、现供职于《民营经济报》的潘铭萱描述过它最初的时刻。在最初的一群纷纷他去后,《面影》一度沉寂。

年,江城的加入使《面影》重新活跃并坚持了下来。在江城的主持和苦心经营下,《面影》成为广东青年诗人们最热心也是最爱护的诗歌阵地,它的活力和影响力不亚于任何一份正规出版的广东报刊,它培养了一大批青年诗人。目前活跃在国内诗坛的数以百计小有名气的广东诗人,大多在《面影》上露过脸或在其中汲取过养分。

况且,《面影》的视野并不只限于广东,与各省区横向交流的广泛与深刻,使它的水面变得更是辽阔,全国诸多优秀诗人的作品都在此亮过相,如陈东东、马永波、肖开愚、翟永明、小海、纪少飞、藏棣、非亚、叶舟、李亚伟、张执浩、秦巴子、海上、阿翔、卢文丽、伊甸等等。藏棣的《在埃德加?斯诺墓前》、杨克的《在商品中散步》、马永波的《诗艺》等一批重要作品,更是在《面影》上首发才流播开去的。

在高度商品化的广州,《面影》的存在是令人惊奇的。这个没有纲领性文件,没有统一的美学宣言的散漫的群体,只是为了共同的诗歌理想走到了一起。已经从《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总经理任上转往搜狐网任总编辑的诗人陈朝华,早在年11月号的《广州文艺》这样描述过:“他们是诗歌写作的实践者,没有功利目的,不以诗歌为安身立命的手段,只是一种生命的内在需要使他们坚持‘内心的写作’,对诗歌怀着一种敬畏的赤诚之心,比那些大肆宣扬自己除了诗歌一无所有的人的‘虚假悲壮’更让人觉得自然和可亲。”在这篇散记世纪末广东青年诗坛的文章里,陈朝华把江城喻为“广州青年诗坛的守灵人”,我以为是准确的。如果没有《面影》这个集结和呈现的窗口,散兵游勇的广东青年诗坛相信只会更加无序与零乱。

年底,江城陷入了一场有心栽花的恋爱。想不到同时沦陷的,还有坚持了整整11年、刚刚出版了十年纪念专号的《面影》,而当时却没有一点迹象。

年8月,江城还拉上诗人祥子、陈珂、黃礼孩和我,到散文作家陈小虎在石牌村的家看稿,并编好了新一期的《面影》,记得我们还专门为因车祸早逝的诗人吕庆秋编了个纪念小辑。后来,因为大家生存的压力和由来已久的散漫,也因为主持者江城在忙着告别单身,己编峻的新《面影》胎死腹中。

那年国庆节,海南诗人纪少雄、纪少飞兄弟到广州渡假,温远辉、江城、陈小虎和我等一拔人聚集在华师招待所谈文论诗。就在那天晚上,我提议编一本广州诗人的合集,作为世纪的告别。当时我们就拟好了名单和安排了机关事宜:江城、世宾、东荡子、温志峰、巫国明、黃礼孩、浪子,合七人;全书由温远辉统稿并序,陈小虎写后记,广美毕业的雅高负责封面设计。后来,书名几经争持不下,是温远辉定了《如此固执地爱着——广州七诗人诗选》的名字。现在回头想想,我们这群与《面影》颇有渊源的诗人,一次不经意举动,冥冥中竟成了《面影》诗群最后的集结,在新世纪的曙光莅临之前,亲手拉下了《面影》的帷幕。

无心插柳的是,《面影》的结束或多或少催生了黃礼孩去创办目前在诗界有巨大影响的民刊《诗歌与人》;《如此固执地爱着》则有意无意领了一回潮流——年以来,黑龙江诗人张曙光、桑克、冯晏等结集《九人诗选》;福建诗人康城编《漳州7人诗选》;湖南诗人远人编《湖南诗人6+1诗选》……等一大批诗人以地域的名义结集亮相。

几乎在黃礼孩编辑《诗歌与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展》第一回展、第二回展和《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的同时,年秋我们在广东省作家协会郭玉山、温远辉两位师长的大力支持下,差一点就创办了一本拟名为《南方诗志》的诗刊,并进行了组稿、编辑、排版工作,万事俱备,只缺刊号。后来,因为这样那样的官僚原因,此事不了了之。

当时在澳门留学的广州诗人温志峰听闻此事夭折后,与在澳门大学任教的诗人姚风说起,并通过姚风找到了澳门理工学院院长李向玉博士,取得了他的支持。李向玉博士响应我们的建议,以该院中西文化研究所的名义、拔备经费与广东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联合创办一份诗歌刊物,这就是《中西诗歌》的由来。

我设置了《中西诗歌》杂志最初的架构、参与了最初的组稿与编辑,以及承担了此后三年的执行编辑工作。后来,我因个人原因选择淡出,是诗人世宾、黃礼孩接手做执行编辑工作。那时,澳门的合作方已由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转到澳门基金会。不过,澳门方面出资金、广东方面编辑出版发行的模式一直没变。到今年,《中西诗歌》亦已然坚持了13个年头,它从半年刊到季刊再到目前的双月刊,对这样的一本半民间性质的诗歌杂志来说,实属不易。

夭折在筹办期间的《南方诗志》留下的惟一成果,是我和世宾、安石榴等人组织的一次对话,旨在梳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广东诗歌创作状况,后来发表在《中西诗歌》创刊号上。也因此由头,在年底出现了新世纪以来广东诗歌最重要的的集结:完全凭籍民间的力量,我和温志峰、世宾、黄礼孩几人主持策划的《出生地:广东本土青年诗选》、《异乡人:广东外省青年诗选》两书,一网打尽近40位生活在广东、活跃在当代诗坛的青年诗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今为止这两本书依然是窥视广东诗歌整体状况最好的选本,别无它选。

而《诗歌与人》在主编黃礼孩的长达十多年的坚持与努力下,已由一本单纯的刊物,衍生出“诗歌与人奖”——包括颁奖典礼、朗诵会及诗歌节一系列活动——以及相关书籍、专号的持续出版,使得《诗歌与人》持续对当代诗坛造成全方位的震撼。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说:“在一个惟‘物’是从的时代,黄礼孩及其《诗歌与人》的存在,就像是一个神话。”

年12月,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明飞龙所著《诗歌的一种演义———诗歌与人研究》由九州出版社出版。此书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诗刊的整体面貌为背景出发,就《诗歌与人》的格局、编辑理念、人文立场、诗学建设、影响力等方面去探讨,试图勾勒出《诗歌与人》的整体面貌。在书中,作者还采访了诗歌界近一百名诗人,从旁观者的眼中去看《诗歌与人》的内在律动。这是第一本关于民间诗刊的研究专著,它以《诗歌与人》为实体,映照出9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民间诗刊的镜像。

黄礼孩,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充满孩子的天真和想象、是一位纯粹的诗人,他将生命中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他热爱的诗歌事业:“在广州,我越来越感觉到编一本民间诗刊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我作了很多努力,可是今天回头看看,它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已。对于我来说,我编民间诗刊,是对我行将逝去的青春岁月的纪念,是一个人的民间,是一个人对生活梦想的寻找,是一个人生活在广州的一种方式。”

生于70年代的黄礼孩,至今还单身。难道他完全忘记这个世界还有一种同类叫姑娘?按理说,他也一把年纪了,该找一个女人了。可从身边走过的女人,他没有留下一个。偶尔,我们会取笑他:一个人不能太完美,太出名,要有一点缺陷,这样才会好找女人。

诗歌是一种病,染上了就再也别想离开。不管多少年过去,我想生活在广州这座城市的诗人们的诗歌道路还将会继续,而没有停下来的念头……

下篇:搬家志

欧内斯特?海明威《流动的盛宴》的题记这样写下: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对于广州来说,这样的说法我想也是合适的。

有人说:温和、包容、自由、平等、平民,是广州的城市精神;又有人说:广州市民普遍以广州为荣;还有人说:离香港近,有事没事都可以去透透气;更有人说:离北京远。……

爱的理由总是相对的。而我独爱广州的,是它有烟火气!这是人间的、现实的、可以托付的城市。

我在广州这些年,我把我对广州的热爱表现在连续的搬迁上面:从这条城中村搬到另一条城中村、从一间公寓搬抵另一间公寓,在不断的搬迁中寻找自己。正如我的朋友安石榴所说:“很多人一生都弄不懂自己置身何处,弄不懂自己在那里生存的意义。我也不知道,但我至少到现在还知道寻找!”

当然,这个只是一种体面的说法,而不是事实的全部。搬家,如我这般的异乡闯入者,每个人都有一堆五味杂陈的经历,因由各式各样、甚而千奇百怪,如影随形的与你的人生密切相连。

我最早住进的城中村是广州火车东站旁的林和村,在一场伤筋动骨的感情之后,匆匆忙忙找的一幢民房的一楼,不大的一室一厅但有独立厕卫,最大的特点是阴暗、潮湿,需要24小时开着电灯。清楚记得,一卡车的书和CD搬进去时年春节还未来。

稍为整理后,搬家当天就请了几个朋友来吃饭。当时在《作品》杂志做编辑的老哥温远辉带着夫人来了,还带了他们结婚时的嫁妆两张小木扳凳来送我,后来有一张坏了而另一张我用到如今;写诗的黄礼孩来了,还带来了写散文的陈小虎;好象做警察的诗人江城亦在,但我现在不能肯定,人到中年之后记忆是靠不住的。

我在林和村住的时间并不长,最初是房东的原因,后来就关涉到工作的变动了。因为隔三叉五有朋友来看我,又由于房子没有独立水表、水费是按照一个定额月付的,房东一直没什么好脸色,还当着我朋友的面吵过几次。其实,朋友来亦只是坐坐,吃过饭后都各自离开的,用不了房东什么水。

在我那留宿过的,只有跟我一样瘦的陈小虎。他曾这样写到——

“浪子住在林和村时,有一个晚上在他那里过夜。我告诉他,八点钟叫醒我。我起来时,他转过身又睡了。我坐在床沿发了一会呆,歪歪斜斜又倒下去,又睡着了。再次醒来,浪子已经把中午饭做好了。他看着我,咬牙切齿地说,以后再也不叫你起床了。他起床时,见我还在床上,又叫我、推我,但我依然像一头猪。”

五月初,我进入《南方都市报》做记者,跑社会新闻,天天忙得晕头转向。虽然之前就做过几年记者,但是到了新单位、总要采写几篇有轰动效应的稿子,才能立足下来和站稳脚很,亦才能对得起把我招入的副主编程益中老师。

因为工作的缘故,那段时间都是早出晚归,当月的房租迟交了两天。房东语气极为恶毒、接连怨念了好些天,我一怒之下决定搬走。但搬哪儿呢?根本就来不及去找。当时,陈小虎一个人住在华南植物园旁边一处单位的房子,知道我如此境况,就建议我暂时搬去与他合住。——于是,我们开始了睡在同一张床上的短暂生活。

那时的景况,陈小虎描述过:

“每天下班回去,谁走在前面谁就买菜做饭,后面那个负责洗刷。有时,在从天平架开出的28路车上,我们会相遇。每人手里都是一个装着肉呀、鱼呀、菜呀的袋子,就笑了。”

第一次和诗人世宾见面,就在那屋子里,他是小虎的师范同学。我们用一个小木箱当成餐桌,就着简单的菜喝酒,谈着各自对诗歌的理解。用小虎的说法是,“那时世宾的诗歌写作正在转变,他的观念庞杂,但不失尖锐。浪子的成名要比世宾早。他们两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就吵起来了。浪子一只手指着世宾,一只手拿着筷子在箱子上敲。筷子就断了。他把筷子往地上一扔,手撩起散掉下来的长发,拿起酒杯,说,喝!仰起头,一口把一杯酒喝下去了。手在嘴角擦了擦,想夹菜,才想起没有筷子。他对着我,大声吆喝:小虎,拿双筷子来。”

那年8月,陈小虎的女朋友从学校毕业分配到植物园旁边的一间中专学校,频频在屋子里进出。我觉得我变成了妨碍他们拍拖的电灯胆,就决定尽快搬走。不久,我向报社申请了一个单间,拎着一点衣服就搬出来了。临走,我拍拍小虎的肩膀,跟他说了句:“兄弟,好好过。”就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知道小虎站在走廊一直看着我,直到我的身影在那扇破旧的铁门消失。但是那天,我没有回头。

后来,我也很少再到植物园去看小虎。我们在广州的见面,变成了电话的声音,或者餐桌上的举杯。那睡在同一张床上的日子,更是不会再来了。

说到广州最著名的城中村,大概是杨箕村与石牌村了。

杨箕村靠着南方报业,是许多媒体人的长居或暂栖地。更多时候,杨箕村是活在知名专栏写手刘原的文字中的。前《南方体育》主编龚晓跃就这样评价过:刘原混迹于杨箕村,不是大隐隐于市,而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他抚摸着杨箕村,感知着杨箕村,杨箕村在他的笔下成名。

水边吧的老板江南藜果至今仍记得歌手王磊曾这样对他说,即使富了,生活条件好了,他还是愿意住在石牌村。鱼儿离不开水,创作离不开底层生活,他需要在城中村“找感觉”。

这些年我至少搬过十次以上的家,可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住过这两条最著名的城中村。倒是陈小虎,年8月与女朋友分手后就搬进了广州城赫赫有名的石牌村,住了整整5年,直到其迁居深圳。不过,陈小虎是对得起石牌村的,他写下的与石牌村相关的文字,就我所读过的、少说亦有20万了吧。不知道石牌村会不会在他的笔下成名?

我最近的一次搬家,是搬到广州大学城一水之隔的小洲村。

小洲村始建于元末明初,是目前广州城区内最具岭南水乡特色的古村落。它南临珠江南河道,隔江与番禺相望,东临牌坊河,峙对官洲岛和仑头,西北与土华村相接,境内河涌长达10公里。村民世代以种果为生,果树成片,瀛洲生态公园与附近的果林共约2万亩,有广州“南肺”之称。

搬家时,我动用了三辆卡车,把临时书房、原公寓、原杂志社各处堆放的近万本书运了过来;搬来后,找师傅用掉根角铁,焊接了六面与墙同高的书架。这一幢三层小楼,使我散落各处的书终于有了安置之地。

现在,我呆在这个我命名为「海客堂」的地方,每天品品茶、读读书、会会友、听听音乐,偶尔写下一些什么。

如无意外,我会一直在这个地方好好活着,迎接每一缕新的阳光的到来。

年12月,改定于小洲国海客堂。

时光流转岁月惊心

码字苦逼谢谢打赏

小洲种植:何止是一个人的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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