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日益衰退的标志是它们拥有相对于其经济实力来说过多的住宅和基础设施。这种情况下……利用公共资金建设新的项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以开发建设为中心的城市振兴计划是非常愚蠢的，它提示我们：城市不等于建筑，城市等于居民。”
——城市学家、哈佛教授格莱泽
阴云下的美丽南昌幻影
一、南昌，一个连余秋雨都嫌弃的城市
我在南昌读书工作前后凡六年有余，在厦门、成都、广州求学谋生前后凡十年。十六年流离浪荡，感念最少的就是离家最近的省会城市南昌。
我从年开始在南昌念书，到近年偶尔居昌小住，那些让人厌烦的生活细节，二十余年几乎纹丝不变。公交车上，小偷依然张狂；火车站汽车站坑蒙拐骗的小商小贩，依然明目张胆；警察依然爱理不理；从餐饮到小店，本地店主依然动不动白眼向人，甚至出言不逊；各种跟“国有”“公家”沾边的机构，依然是脸难看、事难办……
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偏见。近十年来，我辗转南方各省，行程无数。途中与各省乘客攀谈，也只有我大江西老表对自家省会城市微词最盛。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城市学家，《城市的胜利》一书作者格莱泽写道：“人类共同努力所产生的力量是文明取得成功的核心理由，也是城市存在的主要理由。”按这样的高标准，以我个人的体验，南昌作为一个城市，根本没有存在的资格。
是的，这是一个连各地官员的座上宾、到处说好话的余秋雨都曾经嫌弃的城市。（见《文化苦旅》之《青云谱随想》）
当然，在南昌，我有同学，有朋友，有师长。他们的热心与见识，都让我受惠良多。在南昌，我曾经蜗居的小处附近，也有过不少不错的生活回忆。这些都不在话下。我不喜欢的只是这座嘈杂、粗鄙和蛮横的城，并不嫌弃所有这座城里结识的人。
而且，我毕竟只是南昌的过客。既然不留恋，也就难愤怒。所以，十来天前，看到知名财经作家叶檀著文《我眼中最没前途的十个城市》，南昌赫然名列其中，我只是淡然一阅，觉得理所当然，并没有太多反应。数天前，我在南昌新认识不久的一位年轻朋友魏濂著文跟进，质问《南昌，你为什么不反省？》（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还可以看到此文在别处的遗骸），我也没有细看。直到昨天，他跟我说，二哥，晚上十二点之前，我得删文，很无奈，我这才把这桩笔墨官司了解了一下。
魏濂的文章举证清晰，情理两见，对南昌有感情的人，不管是否赞同他的看法，读来都容易有触动。但是，事不出所料，南昌，容不下这样的声音；南昌，会用自己习惯的小家子方式来对待这样的声音。
既然如此，我就多说两句。
二、“德不配位，必生祸害”——南昌的前世今生
以南昌在长江流域中部版图的战略位置来看，它有着极重要的地位。但南昌却是一个完全没有性格的城市。
年的南昌，并非中共力量雄厚，根基深稳之城。但中共在此起事，本土军队几乎没有任何保境安民的努力，任凭区区几百人就轻松拿下南昌，当年，在长沙、在广州、在福州这都是不可想象的事。
30年代蒋中正在南昌推行新生活运动，南昌人便毫无保留力行之，为本省外埠人所哂，因为蒋氏作风多习自日本，大家便笑话东施效颦的南昌人是“南昌鬼子”。
这座城市的特点便是如此，朝廷重视，便亦步亦趋，不敢稍后；朝廷放手，则如小脚女人，不知如何走路。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依稀记得读大学时，治地方史的老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过两句话：
1，近代以降，江西逐渐落后于周边省份，原因之一是，江西缺乏成体系的地方军阀。
在江西周围，湖南有湘军，安徽有淮军，湖北有张之洞筹建的新军，两广有桂军粤军，浙江有浙军，唯江西没有成型的本土军阀，好不容易有一个不成气候的辫帅张勋（玩复辟的那位，他的老家正是敝邑袁州府），领的还是安徽的兵。说没有军阀就落后，可以说是笑谈，但是，军阀背后，是安境自保的稳固的团结的士绅阶层及其文化土壤，说江西没有自生自长的可以连结一体的地方文化体系，无以在动荡的历史中维系本土民众利益的力量，以致在后来的省际竞争中逐渐落后，却绝非无稽之说。
以文化论，宋明以降直至清朝，江西都是汉文明的文化重镇。赣西南的庐陵府（吉安一带），出过欧阳修、文天祥，斯文之盛，冠绝江南；赣东北的临安府（抚州一带），出过朱陆理学、曾巩、王安石，学风之劲，至今不绝。次至赣南的赣州府、赣西的袁州府，也都各有千秋。但各州府之间，语言不通，各成一体。并且，省府南昌所在的洪都府，却不在其列，洪城能拿得出手的，一是王勃的《滕王阁序》，此君跟我一样，南昌的匆匆过客也；一是青云谱的八大山人，此君皇家后裔，旅昌遗民也，都不属于南昌本土文化。总之，文化上，全省各州府各自开枝散叶，却没有生成一个能够横向联系的扎实根基，省府洪都，还叨陪末座，实属长江流域中部省份一特例也。
以经济论，明清时期，江右商帮名震全国，在江南与徽商并驾齐驱，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全省经济重心在瓷都景德镇，在药都樟树，以及在重要水路枢纽九江。然而，江右商帮虽然留下了在湖广“无江西人不成市场”，在云贵川，“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的美名，但仍然是各地区各行业各自为营，所谓江右商帮，并没有连成一体化的协作体系，同样的，经济上，省府洪都一直也没有成为龙头和枢纽。
因此，南昌作为江西的省会，无论在文化上，还是经济上，都不足以成为全省首望之地，也没有成为贯通全省的枢纽。南昌被本省其他地市所轻视，古来有自。
但是，自汉代洪都立郡开始，南昌就是江西的政治中心。这可就要了命。请看老师的第二句话——
2，江西是长江流域最像河南的省份，江西的省官是最听话最小心翼翼的省官。
这句话主要是针对49年以后，尤其是78年以后的江西而言的。说最像河南，是指保守、无赖、小家子气、崇官尚权的民风。
我们知道，从中央集权的角度看，49年以后的政府，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集权程度最高的政府。集权程度越高，民众的原子化程度就越强，民间自组织就越弱。从中国历史而言，越往后，北方平原地带因为交通便利、战乱频繁，民间士绅和宗族力量越是相对涣散，南方相对而言要稍微好些。
然而，在南方省份当中，处在粤户闽庭、吴头楚尾、中不溜丢的江西，地方结构化程度相对较低——一是大批本土民众迁往湖广四川，一是如前所述，本省徒有省名而无省实，赣西偏楚，赣东偏吴，各州府之间语言不通，习俗传统不一，缺乏省内认同。
而且，移民潮中留守的本土民众，本就是偏保守懦弱，缺乏冒险创新精神，集权之下，民众便自然唯官是举、官员也唯上是举。这个特点，正好与北方的中部省份河南类似，河南在历史上也是多年移民输出省份，也没有结构化的内生士绅力量及体系化的军阀。
在江西，内生文化与经济力量相对薄弱却独占权力中枢的省府南昌更成为这方面的“榜样”。
据闻，78年以后江西官场一直以保守和内耗著称，本土地方督抚不乏损本省民众之实利，求一己仕途之升迁的行径。这种情况，在周边省份就少见得多了。
保守方面，最令人发指之事，就是文革结束一年多以后，江西官员依然以“反对毛主席”的罪名残酷杀害赣州女青年李九莲，并对她进行活体取肾以供某大员治病之用。南昌大学教授胡平早年著有报告文学《中国的眸子》，详细记录了这一令人发指的丑行。
江西官场就是以这样保守和冷血的姿态走进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的。改开潮中，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在“摸着石头过河，步子迈得再快一些”的主导思想下，中央集权略有松动，给了各省不少创新、松绑的空间，可是环顾四周，唯有江西官员一步三看，宁左勿右，痛失良机，一至于今。
众所周知，49年以后，江西出过一个本土知识分子出身，有强烈本土情结的省级大员邵式平，在大跃进与大饥荒时代尽量抵制极左之风，使本省免受饥荒之祸。然而，我竟然耳闻过有江西官员私语，邵式平一代革命元老，一辈子连个中央委员都没混上，没个卵用。
最近几年，东北混混苏荣治赣，不顾基本省情胡作非为，本省籍地方官员，敢为地方利益挺身直言者，万无一二。即使偶有矛盾，也都是个人权与利之争。
当然，举国皆然，只是我觉得本省尤甚而已。
这种官场保守、自私与内耗的风气，首责固然在官员与制度身上，但宏观来看，与省府南昌的历史积淀也不无关系。古人说，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套用在南昌身上，此城德（文化）与能（经济）均不配位，在中央集权格局下，说它祸延全省万民众，亦非无辜。
三、城市是由人而不是混凝土组成的
客观地说，在前几任上，南昌的城市建设有了不少变化，现在也依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都说中国是“工地中国”，全国都在夜以继日地添砖加瓦，南昌自不例外。
我们普通民众通常有一种直观的意见：以城市建设的水平来衡量城市的水平。但是大家忘了，真正的城市，是由城市居民而非混凝土组成的。
在目前财税体制下，省会城市可以通过税收向全省吸血，可以通过信贷举债扩张，大兴土木并非难事。但只要不是自己内生的经济力量，这种造城并不能给城市增加真正的活力，也不能给本城百姓带来真正的实在的福祉。
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格莱泽论述道：
“许多来自遭遇困境的城市的官员错误地认为，通过实施一些大型的建设项目——一个新的体育馆或轻轨系统，一个会议中心或者一个住宅项目，他们就可以领导他们的城市重现昔日的辉煌……开发新的地产项目可能会为一座日益衰退的城市涂上一层亮色，但无法解决其深层次的问题。”
他在研究了全球多个城市的兴衰史之后，尖锐地指出：
“城市日益衰退的标志是它们拥有相对于其经济实力来说过多的住宅和基础设施。这种情况下……利用公共资金建设新的项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以开发建设为中心的城市振兴计划是非常愚蠢的，它提示我们：城市不等于建筑，城市等于居民。”
08年-10年我在南昌工作的时候，于城市建设印象最深的是，每日里媒体都在热炒红谷滩新城如何如何，但晚上只要踱步赣江边上，就只能看到对岸新城一片漆黑、灯火寥寥。
年，江西日报还刊文称，红谷滩入住率不到3成。此时，已经距离该新区建成10年整。
这几年，红谷滩入住率有提高，达到了5成以上。但有多少是老城区人口转移过来的，有多少是随着市政府外迁被迫随迁的，有多少是新移民涌入入住还待考。
去年我在南昌小住，同屋的是江西青年才俊，专栏作家萧轶（他在南方都市报连载《外省笔记》），我们聊过，作为外埠人，我们以及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强烈意愿来昌定居吗？他是一个有本土情结的人，但也觉得，无论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还是薪资报酬的角度看，南昌吸引力都不大。
叶檀评选没有前途的城市，一个重要的指标是人口吸引力。在对南昌的评述中，她写道：“从年的所小学下降到年的所小学，学生人数从43.66万下降到40.67万，江西省内的人才与企业家流失也较为严重。”
由于集权式吸血体制，南昌在省内是人口净流入城市，但净流入幅度不大。更关键的是，人才和企业家流失严重。
叶檀所选这个指标是对的。城市是人的城市，不吸引人的城市就没有前途。
就在此前不久，对南昌深有感情，一直念念不忘想仿《纽约客》，把《南昌客》做成南昌文化地标的萧轶，也弃昌而去投身帝都。
四、南昌是如何自证自己没有“前途”的？
纵观世界城市史，一个城市若要吸引人居住，如果不具备中心化的权力机能（在中国，只有北京一城具备该项机能，因而它成为全世界少有的畸形巨大城市之一），其基底要素只有一条：自由，而不是我们日常直观的薪资、生活文化设施或者地理环境。后者只是自由的产物。
对于城市，自由意味着什么？
在经济而言，是政府指令性计划尽可能少的，开放的，竞争的，自由市场的机制；
在人文而言，是指开放的，包容的，活跃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氛围；
在政治而言，是指减税放权、法治清明、海纳百川、容得下批评、听得进意见……
在这三个方面，南中国那些个出色的城市——深圳、广州、厦门、杭州、苏州、上海……都较其他地方表现要好些。
从经济上看，南昌，站在自由的边缘上。因为它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远端交汇处，处于在中国最好的两大经济圈的直接辐射范围内。
正是基于此，叶檀才说：相比某些无药可救的东北城市，“南昌是一个染上了小病而整体经济体里面免疫力较强的城市”。但一定要看到，第一，这个免疫力不是内生的，而是来自外部有利条件；第二，南昌远远不是染上了小病。
在区域经济发展上，南昌（包括整个江西，下同）依然还是习惯政府亲自下海，指令现行式的政策规划模式，无论减税还是放权都远远不够。我接触过一些从商的朋友都说，相比更内地的邻省湖南，同类产业同等产值规模，江西的税收比湖南要重到一倍以上；政府服务水平和效率则要明显低一个档次。（敝邑与湖南接壤，很多人两边都有生意。）
在政治清明上，江西官场跟广东上海江浙等省份不同，除了常见的寻租腐败，还常常出现组织性违约，后任视前任定下的契约为无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最近热议，尚无定论的南昌大学地皮事件且不论，从已经披露的苏荣窝案中就可以看到端倪。叶檀文中也隐约透露了这种特征。在发达城市，腐败寻租是权力与市场连接处的伴生物，但是到了南昌，权力腐败却直接成了市场精神的绞索。
在文化上，远的就不说了，就以叶檀引发的这次笔墨官司为例来看。
早在年，深圳有个年轻小伙子，写了一篇一万八千字的长帖《深圳，你被谁抛弃了？》发在网络上，当即引发全城热议，广深各大媒体深度跟进，对小伙子提出来的问题进行全方位无死角讨论。更令国人咋舌的是，时任深圳市市长于幼军亲自接见作者呙中校（网民“我为伊狂”），并对他坦言：“你真是一文惊人啊！”这个讨论，一直到，年，依然不时见诸深圳媒体报端。
我自己在广州媒体工作的时候，也多次见识媒体如何报道民间的议政议城之声。去年，《深圳晚报》还组织过《深圳怕》之类的直言城市之弊的讨论。
年在厦门，我更是亲身经历了一次全中国绝无仅有的温和的而且有成效的城市公民运动——反对PX项目事件，此事当中，厦门当地意见领袖——从大学教授到媒体人、当地普通市民以及政府官员都能大体温和而理性地面对和协商异议与冲突，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对于一座自信开放的城市而言，吸纳并理性探讨批评之声，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对于叶檀这样一位素有声名的经济学者、财经评论员的严肃发言，南昌本地媒体是如何应对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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