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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江南·其一》
唐·白居易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摄影：郭凯
《忆江南·其一》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组词作品。第一首词总写对江南的回忆，作者选择了江花和春水，衬以日出和春天的背景，运用比喻和映衬的手法，生动地描绘出江南春意盎然的大好景象。
此首泛忆江南，兼包苏、杭，写春景。全词五句。一开口即赞颂“江南好！”正因为“好”，才不能不“忆”。“风景旧曾谙”一句，说明那江南风景之“好”不是听人说的，而是当年亲身感受到的、体验过的，因而在自己的审美意识里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既落实了“好”字，又点明了“忆”字。
接下去，即用两句词写他“旧曾谙”的江南风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日出”“春来”，互文见义。
春来百花盛开，已极红艳；红日普照，更红得耀眼。在这里，因同色相烘染而提高了色彩的明亮度。春江水绿，红艳艳的阳光洒满了江岸，更显得绿波粼粼。在这里，因异色相映衬而加强了色彩的鲜明性。
作者把“花”和“日”联系起来，为的是同色烘染；又把“花”和“江”联系起来，为的是异色相映衬。江花红，江水绿，二者互为背景。于是红者更红，“红胜火”；绿者更绿，“绿如蓝”。
《忆江南·其二》
唐·白居易
江南忆，
最忆是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
郡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更重游？
摄影：节气工坊
《忆江南·其二》描绘杭州之美，通过山寺寻桂和钱塘观潮的画面来验证江南之好，表达了作者对杭州的忆念之情。
此首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领起，前三字“江南忆”和第一首词的最后三字“忆江南”勾连，形成词意的连续性。后五字“最忆是杭州”又突出了作者最喜爱的一个江南城市。如果说第一首词像画家从鸟瞰的角度大笔挥洒而成的江南春意图，那么，第二首词便像一幅杭州之秋的画作了。
作者很爱西湖的春天，他在词里偏偏不写杭州之春，这可能是为了避免和第一首词所写的春景重复。他写杭州之秋，一写山寺赏月赏桂，一写高亭之上观钱塘江潮。
两句词就写出两种境界。“山寺月中寻桂子”，山寺有许多传说，有的还蒙上一层神话色彩：传说寺中的桂花树是从月宫中掉下来的。
作者曾在寺中赏月，中秋节桂花飘香，那境界使他终身难忘。山、寺、月影下，寻桂子，写出了幽美的环境，也写了置身其间的词人的活动。然而，词人回忆杭州还有另一种境界使人难忘。
那就是“郡亭枕上看潮头”，钱塘江潮是大自然的奇观，潮头可高达数丈，所以白居易写他躺在他郡衙的亭子里，就能看见那卷云拥雪的潮头了，显得趣意盎然。
“郡亭枕上看潮头”，以幽闲的笔墨带出惊涛骇浪的景色，与上句“山寺月中寻桂子”的静谧而朦胧的美的境界形成鲜明的对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白居易是热爱杭州的，所以他在回到北方以后，又产生了“何日更重游”的愿望。
《忆江南·其三》
唐·白居易
江南忆，
其次忆吴宫：
吴酒一杯春竹叶，
吴娃双舞醉芙蓉。
早晚复相逢？
《忆江南·其三》歌咏苏州，选取竹叶春酒和吴娃醉舞，勾勒出苏州的旖旎风情，表达了作者对苏州的忆念与向往。
此首在思想艺术上都不及第一、二首，加上他又写到歌舞生活，因而许多选本都不介绍它。其实它在写法上也并不是全无可取之处的。
前两首词虽然也写到人，但主要还是写景。第三首点到吴宫，但主要却是写人，写苏州的歌舞伎和词人自己。从整体上看，意境的变化使连章体词显得变化多姿，丰富多彩。
“吴酒一杯春竹叶”一句值得品味。一来，竹叶是为了与下句的芙蓉对偶，二来，“春”在这里是形容词，所谓春竹叶并非一定是指竹叶青酒，而是指能带来春意的酒。
白居易在另一诗里就有“瓮头竹叶经春熟”的说法，唐代有不少名酒以春字命名，文人大多爱酒，白居易应该也不例外。
他喝着吴酒，观赏“吴娃双舞醉芙蓉”的舞姿。“娃”即是美女，西施就被称为“娃”，吴王夫差为她建的房子就叫“馆娃宫”。
白居易这样写，就是出于对西施这位绝代佳人的联想。作者不是纵情声色的人，他欣赏的是吴娃的歌舞，希望能重睹演出，因而回到洛阳后说：“早晚复相逢。”
这三首词主旨相同而各具首尾，分别描绘江南的景色美、风物美以及女性之美，相对独立而又互为补充，艺术概括力强，意境奇妙。
《忆江南三首》分写江南春色、杭州秋景和苏州胜事。三首词主旨相同而每首自具首尾，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各首之间，又前后照应，脉络贯通，构成有机的整体，显示出作者谋篇布局的高超艺术技巧。
这三首词，从今时忆往日，从洛阳忆苏杭。今、昔、南、北、时间、空间的跨度都很大。每一首的头两句，都抚今追昔，身在洛阳，神驰江南。
每一首的中间两句，都以无限深情，追忆最难忘的江南往事。结句则又回到眼前，希冀那些美好的记忆有一天能够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因此，整组词不过寥寥数十字，却从许多层次上吸引读者进入角色，想象主人公今昔南北所经历的各种情境，体验主人公今昔南北所展现的各种精神活动，从而获得寻味无穷的审美享受。
白居易，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生于河南新郑，其先太原（今属山西）人，后迁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
贞元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后因上表请求严缉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
长庆初年任杭州刺史，宝历初年任苏州刺史，后官至刑部尚书。在文学上，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
其诗语言通俗，人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和元稹并称“元白”，和刘禹锡并称“刘白”。有《白氏长庆集》传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