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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赠花卿》诗微言辩释
——与杨义先生商榷
张超
张超，文学博士，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隋唐五代文学。著有《初唐诏敕文研究》等。
摘要：杨义先生的《李杜诗学》以“悟后解诗”法分析杜甫时政诗之一《赠花卿》，认为它在政治层面“并无所指”，并以此为点对传统的解杜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杜诗“所谓的”意在言外其实是“过分牵系儒家经义”。然而从《赠花卿》创作的时代背景如时间、地点等方面入手，同时对诗歌本身进行感情层面的推敲，杨义先生的观点并不能令人信服。此外，杜甫的入世心态、唐代“以诗鉴治”的政治需求决定了杜甫以时政入诗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唐诗以“含蓄”为美的传统又决定了此类诗歌传达主旨时的隐蔽性，因而杜诗是否“意在言外”，有待与杨义先生进行商榷。
关键词：解读；时政诗；悟后思维；创作必须
对杜诗的文本解读，历来是我国杜甫研究的一个热点。杨义先生年出版的《李杜诗学》[1]被学术界喻为“新世纪的一部力作”，书中对盛唐文化形态及杜甫其人其作的总体阐释令人读后受益非浅，但他运用所谓的“悟后思维”以诠释杜诗中以《赠花卿》为代表的一些具体篇目的创作意蕴上，似有可商榷之处。学生现不揣浅薄与无知，欲以《李杜诗学》一书对杜甫《赠花卿》诗的阐释为点，就杜甫整个时政诗的创作必须，与杨义先生进行讨论。
一、与杨义先生商榷《赠花卿》诗的文献依据
杜甫《赠花卿》[2]-诗云：“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①对于此诗的解释，常见的有下列三种。
明代杨慎认为：“花卿，名敬定，蜀之勇将也，恃功骄恣。杜公此诗讥其僭用天子礼乐也，而含蓄不露，有讽人言之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之旨。公之绝句百余首，此为之冠。”“盖花卿在蜀，颇僭用天子礼乐。子美作此讽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诗人之旨。”[3]12清代沈德潜亦认为该诗是“杜少陵刺花敬定之僭窃，则想新曲于天上。”[4]以杨、沈为代表的“僭越说”至今于学界专擅。
明代胡应麟在其《诗薮·外编》卷四中则认为“花卿盖歌伎之姓”[5]，固依此言，杜甫《赠花卿》一诗乃是题赠歌伎，褒赞其技艺高妙。“‘此曲祗应天上有’，本自目前语。”
清代黄生在《杜诗说》（康熙35年自序）[6]中提出迥异于以上两种说法的观点：“予谓当时梨园弟子，流落人间者不少，如《寄郑（审）李（之芳）百韵诗》‘南内开元曲，当时弟子传。’自注云：‘柏中丞筵，闻梨园弟子李仙奴歌。’所云‘天上有’者，亦即此类。盖赞其曲之妙，应是当时供奉所遗，非人间所得常闻耳。顾况《李供奉箜篌歌》云：‘除却天上化下来，若向人间实难得。’盖以天乐比之，杜甫正与此类。”黄生认为，杜甫乃是在成都听到了流散民间的梨园弟子演奏的宫廷音乐，感其精妙而做，别无讽意。当代学者萧涤非[7]、邓魁英、聂石樵[8]-皆赞同此说。
以上三种说法中，胡应麟“歌伎之说”很早便遭到了否定。因为杜甫在创作《赠花卿》诗的同时还写有一首相关的《戏作花卿歌》[2]-：“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用如快鹘风火生，见贼唯多身始轻。绵州副使著柘黄，我卿扫除即日平。子章骷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李侯重有此节度，人道我卿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京都？”以此为依据，可知“花卿”乃是一个曾与四川节度使崔光远平定段子璋叛乱的牙将，故“胡说”不攻自破。而杨慎、黄生二人的“僭越说”或“听宫乐感其精妙说”在当代注杜学者当中依然十分流行。
杨义先生在其《李杜诗学》[1]一书中明确的否定了“僭越说”，针对他所研究的李杜诗提出一种名为“悟后解诗”的方法附和黄生之说。他认为：“对古代诗歌任何有创造性的解释，都不应、也不能排除现代思想文化语境中的现代人的创造性思维的介入，不应、也不能排斥现代智慧对古代智慧的化用和提升”，“强调带有现代意识的分析和理性思辨的介入”，并以杜甫的《赠花卿》作为阐释其解诗方法的具体例证。
杨先生认为过去擅用的杨慎、沈德潜的“僭越说”是“相沿成习地牵系着儒家学说的经学阐释系统，在按照儒家的价值系统发掘微言大义的时候，曲解了或偏离了诗人为诗的本来意义”，它们“过分地牵连着君臣之礼，认为在讽刺花敬定僭越非分，难免沾染上宋明儒者的道学气了。”
他认为首先：唐代音乐具有高度的开放性，除了宫廷中有用于朝廷礼仪和祭祀仪式的雅乐和被称为“清商乐”的中原音乐，还有西凉乐、龟兹乐、天竺乐、高昌乐、高丽乐等西域和外来的音乐。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造成了盛唐音乐奇观。其次：安史之乱后，“梨园弟子散如烟”（《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丝竹管弦之盛不见于长安，而见于成都，纷纷乐音融入江风，风流云散了，意指对盛唐衰败的感叹；再次：由杜甫《戏作花卿歌》对花敬定战功的赞扬以及对朝廷不用此将才的讥讽，断定杜甫本人绝不会由于一场歌舞就轻易地嘲讽花卿。最后：以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为佐证，可以证明《赠花卿》这首诗是借用音乐以对已不可挽回的盛唐风气怀念和感叹。
杨先生的解释暗合了黄生一派的说法，即杜甫闻听流入成都的宫乐，感其精妙而作诗；同时，又进一步引申，认为该诗包含着诗人对盛唐败落、物是人非的咏叹------对于此种观点，笔者窃以为有值得商榷之处。
从时间上推敲，安史之乱，玄宗蒙尘，大量的宫廷乐伎流落民间。《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9]记载：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中抵达成都时，“从宫以及六军至者一千三百人而已”。人数众多的皇家乐团在玄宗“仓皇别庙”之时，必然会显得格外碍手碍脚，且光衣食行等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因此难以想象她们会随玄宗一起去成都。很多人都流散在长安附近。同样，《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9]-记载：唐玄宗常在宴飨过程中令梨园弟子弹唱舞蹈，“安禄山见而悦之，既克长安，命搜集乐工，运载乐器、舞衣，驱舞马、犀、象皆诣洛阳。……禄山宴其群臣于凝碧池，盛奏乐，梨园弟子往往嘘唏泣下。”可见，这些乐伎中的许多人乃被安禄山掳至洛阳。如果她们中有零散的几个人最后流落到了蜀地，那就只可能是玄宗蒙尘数余年后的事。
从地点上推敲，这些梨园弟子既从战乱的长安逃难而来，自然要投奔到一个相对安全富庶的地方。《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肃宗至德元载）记载：安史之乱在当时如星火燎原，引起整个国家的大混乱，蜀地更是一个是非之地，至德二载正月“剑南兵贾秀等五千人谋反”，七月“蜀郡之兵郭千仞等反”。[9]-段子璋叛乱的第二年，即宝应元年七月，“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9]因此，兵荒马乱的蜀地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一个合适的避难所，安定的南方更适宜居住。例如杜甫与梨园弟子中著名的歌手李龟年的重逢是在江南潭州。
以上两方面说明杨义先生关于“杜甫听到宫廷音乐流入成都”的说法是缺乏实证的。
再从感情层面上推敲，杜甫在描写自己看到和听到梨园弟子舞乐的诗歌中，常会体现出一种特有的感情。如《江南逢李龟年》的结句“落花时节又逢君”，乃是诗人与故友李龟年历经数十年漂泊流落之苦后在江南重逢，引起的对于彼此衰老漂泊、身经唐王朝盛衰变化的无限感慨。《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写杜甫在听到李仙奴弹奏的曲子后有“潺湲”之泪流下。在《观公孙大娘子弟舞剑器行》这首诗中，杜甫咏玄宗宫廷乐伎的离散，仍然表达了其悲哀的感情。而从《赠花卿》一诗的字面大意中，我们并不能找到类似上面两首诗的悲伤感情，也体会不出类如“感慨唐代由盛及衰的意味”来。
杨慎等人的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则其自身即有“反叛”行为的观点确实有些上纲上线，“这不仅史无记载，且花敬定乃崔光远部下之一‘牙将’罢了，位卑职低，无兵无权，自身亲自参加平叛，段子璋之事乃亲历眼见，虽勇，何敢轻率妄动，谋为叛逆之行，重蹈段子璋复辙？揆之情理，断然不可。”[10]61-63故“讽僭越”之说实乃无史无据的妄说。对于这种说法的进一步理解，还可参照《杜诗详注》[2]卷十所引焦竑的评论、浦起龙的《读杜心解》[11]-、高步瀛的《唐宋诗举要》[12]、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13]83等文。
然以史实为证，《资治通鉴·唐纪》[9]-、《旧唐书·肃宗纪》[14]都记载了肃宗上元二年四月，梓州段子璋拥兵作乱，花敬定为崔光远部将，曾随崔光远平定段贼叛乱，立有军功。又有《旧唐书·高适传》[14]-、《旧唐书·崔光远传》[14]-记载可知，花敬定恃功骄恣，大肆劫掠，乱杀无辜，奢侈享乐的史实，此与仇兆鳌注杜诗《戏作花卿歌》亦可相互印证。
此外，惯以诗歌作为实现“兼济”工具的杜甫绝不会在其创作过程中对花敬定只赞其功，不斥其过，仅仅只是表赞音乐之美而不指斥其享乐之非。吴明贤先生在《杜甫〈赠花卿〉浅释》一文[10]61-63中提出：“杜甫历经安史之乱，漂泊陇蜀，艰苦备尝，其对藩镇拥兵叛乱祸害百姓是深恶痛绝的，故对花敬定随崔光远平定段子璋之乱是支持的、肯定的，对他‘斩段援崔安李’的正义举动是称赞的，并在《戏赠花卿歌》中以‘蜀中猛将’称之，认为‘学语小儿知姓名’，他的功劳在当时是妇孺皆知的，是‘世间无’。但诗却题为‘戏作’，末云：‘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东都’。认为如花敬定之类的猛将，作为统治者应使用得法，以尽其才，驭之有术，免使滋事。其是非爱憎，异常分明。”“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其诗歌总是真实的反映社会现实。因此，他对于花敬定恃功骄恣，劫掠滥杀的残暴骄奢行为是不会袖手旁观，无动于衷的。”因此该诗绝非“并无讽意”。
二、与杨义先生商榷同类杜诗的创作必须
杨义先生《李杜诗学》[1]中提出的从“悟后思维”的角度“对古代诗歌有创造性的解释”，“是要使“解杜”与“宋明以来过分牵系着的儒家经学阐释系统”相脱离，革除“因按照儒家价值系统发掘微言大义而曲解偏离诗旨”的弊端，以“现代人的创造性思维介入其中”，从而对古人原有的感悟“拓展、校正、超越、综合与深化”，要以现代超越古代，以创造打破陈规。
客观而言，杨义先生作为一个学术界前辈，他的这种“勇为天下先”的革新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然而陈寅恪先生曾提出，对于古人的创作要“理解的同情”，要正确深刻的理解杜甫的《赠花卿》及与之可归为一类的时事政治诗，就应先对诗人在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受到的诸多影响其创作的因素有所了解。
（一）入世心态———杜甫以时政入诗的必然性：
以文学创作“立言”，为不朽之事业，实现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夙愿，是杜甫创作的基本心态。这种心态的形成，与杜甫以功业自许的自负有关。除去与同时代诗人们相似的受盛唐强大的国力和昂扬的时代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外，杜甫的自负有很大程度来自他对于自己出身的优越感。杜甫的远祖杜预和祖父杜审言，生前在学术、文采、军功等方面，都是成就卓越的耆老名流，为时尚所景仰。杜甫从小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在杜甫青壮年时代创作的诗歌中，“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何当击凡鸟，毛血撒平芜”（《画鹰》）、“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等都洋溢着进取必成的自负。到后来，求仕长安、陷贼为官、漂泊西南，杜甫饱尝世态炎凉，然而，艰难的生存条件与理想的渐行渐远的现实，都没有磨蚀杜甫的自负，在他的整个生命历程与创作生涯中始终都贯穿着一种目空凡俗，不屈服于命运的气势。
从杜甫后天所受的入世教育而言，杜甫“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的家庭，对他自幼就“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唐故万年县京兆杜氏墓志》），使他“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远祖当阳君文》），并树立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愿，为国为民甘愿剖心献血。
杜甫“志在兼济”的入世心态是基于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之上的价值观念与进取精神相契合的心理状态，有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早在安史之乱前，杜甫就“窃比稷与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怀一腔衷肠，一片赤诚，虽“取笑同学翁”，但依旧“浩歌弥激烈”。在他去世前两年漂泊流徙的日子里，诗人虽有着满腔“怀才被弃”和“天涯沦落”的怨愤，但其执著理想、积极用世、老当益壮的精神时时可从这个时期创作的作品中传达出来并使读者深受感染。正如黄生所云：“身在草野，心忧社稷，乾坤之内，此腐儒能有几人？”（《杜诗说》）
杜甫与君王的关系，是一种心灵与责任的牵系，而非人生和情感的依附。这种执著情怀不是“一饭未尝忘君”[15]（苏轼《王定国诗集序》），而是“虽在流离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16]（见注释②）和“平生无饱饭，抵死只忧时”[17]（元马祖常《石田集杂咏》）的责任感。翻检杜集，无论玄宗时代的全盛，还是肃、代二宗时代的动荡；不管是建设性的提议，还是鞭挞批判现实，其中“国”与“君”、“民”与“君”的界限都是十分清晰的。这在他的创作中深有体现，如他的《前出塞》、《后出塞》、“三吏”、“三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九日寄岑参》等许多作品，皆用近乎实录的手笔，在同情弱者的同时，讽刺当朝不当其位的君主朝臣腐败误国。正因为如此，杜甫不能取悦当道，不能占据要路，落得颠沛流离，终身坎坷。
（二）以诗鉴治———杜甫以时政入诗的可能性：
虽然汉以后王朝多行杂霸之术，但唐朝建立初年，唐太宗惩于隋亡的原因，已认识到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18]9的重要性，重视谏臣，鼓励上言。太宗的皇子皇孙们亦袭承李世民的作风，容忍诗歌的不平之言。
同时，从孔子的兴、观、群、怨之说，到汉代统治者设置乐府，采集民歌，以察政教，唐君主对诗歌的社会政治作用自然有所认识。唐代民间的诗歌也时常传至宫廷，闻于帝王。这些当是唐统治者赞同对诗歌的社会政治作用加以利用的表现。
另外，专制时代人们进行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便是《诗经》开创的反映现实、针砭时弊的传统。
因于以上三点，在思想意识上属于儒士的杜甫，自觉地认取了把诗歌用于批判时政的政治规范，希望朝廷的政治阙失，能够通过自己的诗歌上达圣聪；君王如果闻过而改，采取措施补偏救弊，那就是社稷苍生之福，创作诗歌的政治社会目的达到了，作为儒士应尽的职责也履行了。
早在安史之乱前后，杜甫就曾以乐府风格的诗篇针砭现实，他的《兵车行》、《丽人行》等诗作皆摆脱了古题，“即事名篇”（元稹《乐府古题序》），其实已经是一种新题乐府。
写于杜甫困守长安时期的《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借表面上谴责汉武帝穷兵黩武、征召百姓入伍服兵役，使士兵流血沙场，尸横遍野（“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来抨击唐玄宗轻教化而重杀伐，以人民的生命和苦难为代价，滥施杀伐，满足其好大喜功的嗜欲，不断从事开边战争的时弊。同时，这首诗中还反映了当时的士卒兵役沉重、农村经济失收、官府催交租税等社会问题。
安史之乱后，杜甫更是常在其诗歌中针对各种社会问题具体的情况表明自己的态度。“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戌》）“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必若就创痍，先应去蟊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须。”（《麂》）天下扰攘不宁，官吏横征暴敛，赋役沉重，人民铤而走险，都源于欲壑难平的贪官污吏的凶残掠夺。杜甫希望统治者平息战乱，给人民和平生产的机会；均平减轻赋税，行儒家节俭为政之道；整肃吏治，除去虐民害物的蟊贼。这些由现实问题引发的议论，乃是诗人运用儒家各得其所的思想来评骘时事。
（三）“含蓄”传统———杜诗“刺世”主旨表达的隐蔽性：
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表现形式追求“含蓄”之美，“微言大意”一向都得到大力提倡。
清代叶燮之《原诗》[19]31云：“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有关“隐藏”与“发露”之高下，还可见宋代魏庆之《诗人玉屑》[20]17中的品评。杜甫之所以被尊为“诗圣”，除了其诗作主旨高妙外，还有一点过人之处，便是充满“意在言外”的含蓄美，最能展现这一特点的，便是诗人继承“风人传统”创作的大量的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忠言而不逆耳，“讽刺而不怒张”的时政诗。
就以杜甫《赠花卿》一诗为例：元杨载《诗法家数》[21]曰：“讽谏之诗，要感事陈辞，忠厚恳恻。讽喻甚切，而不失性情之正，触物伤感，而无怨怼之辞。虽美实刺，此方为有益之言，如杜子美之《赠花卿》等是也，古人凡欲讽谏，多借此以喻彼，臣不得君，多借妻思其夫。或托物陈喻以通其意。但观汉魏古诗及前辈所作，未尝有无为而妄作者。”
《赠花卿》虽被明代的杨慎赞为杜甫“绝句百余首之冠”[3]12（《升庵诗话》），但在杜甫所有的时政诗中，它只是极普通的一首。然若以它为原点进行思考，可以带动我们更加深刻圆满的理解杜甫整个时政诗的创作。
杜甫《虢国夫人》[2]一诗曰：
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金门。却嫌脂粉涴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
杜甫深谙“微言大义”之道，在平淡叙述中，对虢国夫人得宠后的肆无忌惮的丑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仇兆鳌对此诗评云：“乍读此诗，语似称扬，及细玩其旨，却讽刺微婉。曰虢国，滥封号也。曰承恩，宠女谒也。曰平明上马，不避人目也。曰淡扫蛾眉，妖姿取媚也。曰入门朝尊，出入无度也。当时浊乱宫闱如此，已兆陈仓之祸矣。”“不避人目”、“出入无度”、“浊乱宫闱”等语，实则反映出了诗中的隐义：虢国夫人与唐玄宗关系暧昧。唐玄宗曾经是一位胸怀天下，励精图治的圣贤之君，如今却闭目塞听，淫乱无度，大唐王朝历史甚至中国专制历史，在他那里走向了顶峰也走向了衰落。杜甫于此处表露出的讽义，已不言自明了。
由以上三点可知，杜甫的入世心态与时代对诗歌“刺世”的社会功能的要求决定了杜甫在创作中自觉地以时政入诗，履行其“兼济天下”的儒士重任。而传统的诗歌“含蓄美”的表现形式的要求，又决定了杜甫在评论时政，发表议论时要“不伤大雅”、委婉曲折。如果在对杜甫时政诗的阐释过程中不考虑上述这些因素，而仅从现代人的思想观点出发，对作品采取字面意义上的简单理解，自然会产生作品“本无所讽”的误解，甚至会以为前代发掘杜甫时政诗“风人之旨”的评论是“过分牵系儒家经学阐释系统”。
注释
①出自（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年版）。文中所引杜甫诗作均出自此书，仅标注篇名。
②此为黄庭坚语，出自（宋）潘淳《潘子真诗话》，今可见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年版）卷上页析出文献《山谷论杜甫韩偓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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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邯郸学院学报》年第4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张超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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