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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朱学东在微博的介绍栏里这么写：“学校-机关-报纸-杂志-调查公司-杂志；江苏-北京-广州-北京。人生下半场，诗书酒相随。”如今，他已受邀出任新京报传媒研究院副院长。高校媒体进退何如？刺猬公社取得朱学东授权，发布此篇履新心得，希望你能从中收获新的答案。
向何处安排我们的思、想？
让远方的光，远方的黑夜
和些远方的草木的荣谢
还有个奔向无穷的心意
都空空保留在这面旗上
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
——冯至，《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
最终的决定是在12月3日作出的。
我决定接受新京报戴自更社长的邀约，出任新京报传媒研究院副院长。
那天晚上天特别冷。不惟是气温，还有听闻到的形势，这些与我自己接触到的其他信息相互印证，让我不寒而栗。
小酌之后回家，太座还等着我。我们俩坐在客厅的饭桌边，很认真地讨论了我的最终决定。太座听了我的陈辞，最后拍板定案：“那就去新京报吧。大不了再像现在这样，也挺好的。”
晚上很晚的时候，我给新京报社长戴自更发了条短信：“明天你在办公室么？在我就过去跟你聊聊。”
然后，继续平静地阅读徐复观的《无惭尺步裹头归之生平》。
关于这个重大决定，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只写了一句话：“晚上回家，跟太座讨论些事情。”
12月4日上午，老戴给我回了条短信：中午来吧。
中午到老戴办公室，两人极其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包括对传媒业的看法，对新京报的看法，甚至包括可能的命运。敲定。一起吃了工作午餐。临走，我从老戴的办公室抄走了一本《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
我在当天的日记中，留下了较长的一段感慨：
“前些天修改《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时，我把我过去的人生串起来审视，几乎所有选择，都是逆势而动的。没有站在风口，顺风或乘风而动，自然奋斗多了些挣扎的味道——美女说，读我文章，常有淡淡的忧伤，我说是这个时代的忧伤。我现在在想的未来可能要做的事，一旦出来，我的绝大多数朋友会大跌眼镜的，我相信他们基本上会用三个字来表达他们的惊讶：‘不会吧’，或者，‘有病吧’，呵呵。
但我想，大多数人都愿意做的选择，都能想到的选择，我未必愿意。这一生都是逆势选择的，若再选择，还是继续逆势吧。这是我的生活。我想，这也是一种对世俗的反叛和抗拒。我内心的东西不动摇，一切外在的都不是最重要的。”
朱学东在12月27日的一个传播论坛上。
1我在新京报五层上班已经整整两个星期了。新京报传媒研究院的业务现状，我大致已经明白，但报社的其他业务，我还在了解中。
我心里明白，接受新京报的邀约，其实也是一个不是狭义意义上创业的创业。一个全新的开始，而且，是逆势而谋动。
一切的开始，源自我在今年1月份辞去中国周刊总编辑。
赋闲在家的日子，接孩子，做饭洗衣服，走路看世界，会会朋友，读读闲书，写些不咸不淡的文章，贴补家用。忙碌透着悠闲，透着自得，这是我想要的生活。
但是，江湖上曾经的虚名，也让许多人挂记我。
这一年下来，热心的朋友们给我推荐工作，邀我加盟，或者结伴创业，甚至不相识的朋友，也登门拜访邀约，其中不乏薪酬可观价值观又特别相近的选择。
但是，这些都被在感谢中婉言谢绝了。我曾经对同样劝我的德付兄说过，在媒体这一行业，自己也算登过高山，见过大海了，再无其他心念，功名利禄皆无关于我心，如纪伯伦所言，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作自己的宗教，自己的殿宇，过一个真正普通人的生活。这才是我想要的。
我甚至在接受《两岸传媒》采访时明确说，我不会重新做媒体——即便入职了新京报，我也不承认这是重新做媒体，我意愿是在二线，做些观察研究的工作，努力为新京报的未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性质接近于做智库——这个词被用滥了。
但我对所有相识不相识朋友的热情，都铭记在心。感谢他们的援手，感谢他们对一个失败者的信任。
在享受自己难得的自由的时候，只有一个邀约真正打动了我。
在我接受新京报的邀约之前，其实我内心本已经决定，把自己这辈子失败的经验教训，贡献给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我也已经说服了我的家人。我丫头甚至跟她姥姥说，我要去南京大学了。
今年四月，我这个杂志业的失败者，正在东瀛游历赏樱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杜骏飞兄给我微博留了条私信，大意与其漂泊江湖，不如归家，欢迎我到南大任教。
在此之前，我跟杜兄只有一面之缘。年的新年元旦，我在南风窗任上，到南京公干，时我的旧部陈统奎毕业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晚上约了杜兄一起喝茶，彼此相识，后来也就是通过微博和文字，有些精神上的交流，再未谋面。南京是故国旧都，离我故乡高铁不过二十余分钟。我与南京大学，也算有缘。
年高考，我其实有机会进入南京大学读书，学校甚至给了我20分加分的机会。但那时的我，年少气盛，受程乃珊《蓝屋》的影响，决心自我奋斗，到陌生的新世界去——虽然南大于我，其实也是陌生的新世界，但当年少年幼稚，认为离家近，周边有熟人，难免无法挣脱父母的网罗，所以不顾村里老师惊愕中的批评，毅然北上，放弃了南大这个机会。
自杜兄邀约之后，我们俩认真面谈过，在京西宾馆的传达室。那天我自南京回京，下高铁直奔京西宾馆。
我曾经在高校工作过，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懵懂的。我后来也常期待去高校工作，分享自己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不过，高校的高学历高职称门槛，把我卡在了门槛之外。难得南京大学和杜兄开明，愿意给我这样无名无份的人机会，让我很感动。我也希望把握住这个机会。
11月北京APEC假期后，我前去南京大学拜访，在校园里漫步的时候，我觉得融入这个郁郁葱葱的校园，应该是我的宿命。
那天与杜兄的博士生们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之后，杜兄送我到电梯口，彼时的我们，已是心有灵犀，杜兄说了句：希望我们下次见面时，有实质性进展。
我点点头。
回到家，就是最后做家人的工作。太座是老北京，我岳父母身体也不好，如今正是相互照顾中。我说服了太座，甚至丫头——如果不是丫头还小，我可能早已接受了南京大学的邀约。我跟太座说，那我就准备做高铁一族吧，反正现在还年轻，身体还好。
11月下旬的某一天。我接丫头放学，路上跟她聊天，她问到南京大学事，突然间自言自语地说了句：“那我上了中学，就住校呗。”
我突然间感觉心里被撞了下，一酸，特别难受。
灵犀的方向开始模糊，防线开始坍塌。
晚上与太座聊到这个话题，我们俩都是反对小孩过早住校的，原本摇摆不定的太座，反过来劝我，干脆就像现在似的，在家呆着吧，也挺好的。
我的防线崩塌了。但我还在做最后的抵抗。当时我并没有告诉太座，新京报的邀约。
左一：朱学东；左二：朱德付；右一：戴自更
211月20日，我正在乌镇边上的田野里暴走。突然接到楚方的电话，他关切我参加21日互联网大会大V闭门论坛的情况，其实我对谁参加我们这场一无所知。不过楚方的电话提醒了我，至少也该了解一下吧。
我想起在乌镇巷子里撞上老朋友王炜，他告诉我老戴也在乌镇，他在巷子里撞见过他。于是我就给老戴打了个电话。
老戴去杭州了。他告诉我一些老朋友（用他的话说“狐朋狗友”）如刘春陈彤栓科等都要参加那个会。然后他告诉我，回到北京后尽快找他一趟，有事找我。
我的直觉让我大致猜到了老戴的意思。
乌镇回京之后，我并没有去找老戴，而是继续在奔波中。
11月26日中午，老戴短信我问回京没。我告诉他下午回。临近午夜，他又短信我，希望本周见一次，他下周要出去。
第二天早上，我短信问他上午是否有空，因为我下午有事，晚上又要去郊区。
随后，我在中午到了报社。老戴正开会。我们的见面很短促。老戴开门见山：“到新京报来吧，别在外面晃悠了，新京报又不辱没你。”
巴拉巴拉一番话，从外部政治环境，到他的想法，到我的德性，核心就是上面的意思。
我一点不觉突然，只是告诉老戴，此前我本已经准备去南大了，我需要时间想想。
那天中午，因为时间仓促，加上老戴抠门，工作餐都没请我吃，我便告辞出来，在楼下报社马路对面，吃了碗9块钱的拉面，然后打车去社科院新闻所讲课。
晚上在红螺寺，我第一个跟唐绪军老师谈到了我的犹豫，我也向其他一些好友私下透露了我的徘徊——在拒绝同业的其他诱惑时，我都是那么坚决。但现在无论那种选择，我却寻求某种外力的支撑。就像利用咨询公司处理公司政治一样。意见是不言自明的。我的朋友们虽然都认为新京报也不错，但这个时代，显然不是最好的选择。理性天平似乎再次向南京大学倾斜。
期间老戴又问我决定，我采取了习惯性的“拖”，只是说我要想想。
老戴希望我尽快决定，因为这涉及到报社新年的工作安排。
在犹豫彷徨之际，外在的政治环境因素，加速了我决定的作出。
我后来跟朋友谈到为什么还会再找个单位时（无论南大还是新京报），我拿自己抄诗作为比喻：在没有格子的纸上抄，往往容易放纵自己，而在格子里，常有意识规整自己。在一个窒息的时空里，有了职业身份，会有职业要求，这多少会有助于保护自己，让家人亦心安。这是一个理性的判断，但是无关乎是南下还是留在北京。
理性的判断不能解决情感的挫折。丫头自言自语的轻叹，一直敲击我，我无法用理性来舒缓。
在选择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尽管理性的天平向南大倾斜，但我最终还是由感情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去新京报。尽管这与大多数朋友的建议相反。
这个感情的决定，其实也是有理性判断为基础的。就像老戴说的，新京报不会辱没我；就像我跟德付说的，名利不是我想追逐的，也像我太座说的，大不了再回到现在这个状态。
决定最终做出后，朋友们都给了祝福。这种祝福，也是对一个头发花白的人能够再就业的祝福。
都在说纸媒已老去。
3我与新京报也是颇有渊源。
年，新京报即将创办的时候，我主持《传媒》杂志，做了个封面报道，《京城报业风云再起》，与业界和学界认为北京报业市场饱和的观点完全不同，我认为，新的竞争者进入，是做大蛋糕，是激活市场，是提升行业办报能力，而不允许新的竞争者进入，保护的是落后的生产力。
一年之后，我和当时的旧部喻乐，再次为新京报做了个封面，《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新京报一周年》，做完之后，我即与喻乐一起离开了自己一手打造的杂志，我并辞去了所有的公职职务，成了一个自由民。
在随后的几年里，每年到新京报的创刊季，我都会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一篇文章，谈新京报，既有褒奖，也有批评。没有人付我稿费，更没有人付我卢布，完全是自觉自愿。因为诞生于文化改革高潮期也是末期的新京报，某种意义上也倾注了我个人的理想和期许。而且，新京报有我许多相识相交的朋友和尊敬的同行。
唯一一年没写的，就是今年新京报11周年。恰恰这一年的周年庆后，我最终决定加入新京报。
老戴不是第一次找我。自我从广州南风窗任上回到北京，老戴就批评过我，不去找他。后来我在中国周刊任上，老戴也找过我，不过，都被我拒绝了。当时我的梦想，就像我在半醉半醒的状态下，指着北京难得的高邈的夜空，跟华西都市报老总方野说的，我要做中国最好的杂志。技术和政治重塑社会，杂志梦止。老戴再次向我伸出橄榄枝：你人不错，也有才华，晃荡着浪费了不小心也会毁了。。。。。。
于是，有了12月4日中午在老戴办公室的坦诚交谈，于是有了最后的决定。
在老戴希望我履新的12月15日前，我向我一些朋友们，私下通报了我的决定。但是，有两个最重要的通报，是我到了最后才发出的，我有不知道如何面对的感觉。
12月14日晚，我给我的老大哥老马，发了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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