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如今最好的手术方法 http://m.39.net/pf/a_4697480.html内容摘要新世纪以来，在前所未有地整合社会优势资源后形成了主流大片这一新类型，不仅在生产模式发生根本变化，而且在价值取向上也出现明显不同。主流大片在政治叙事上过于依赖“数星星”的娱乐主题，导致政治仪式的弱化，很难阐释政府所提倡的政治观念及其价值。我们认为，主流大片的高票房与自身的艺术性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取决于能否有效设置社会议题，引起大众的参与。构建国家形象绝非国内单一维度，更带有国际政治的视野。主流大片应当从国内/当下社会与国际/政治实践的两个维度上，设置吸引国际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X（）03--08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华语电影优势资源后，确立起一种迥异于国产电影的“主流大片”模式。它不仅是模仿好莱坞高概念电影的“大投入”“大产出”的创制模式，而且在价值观上发生了变化。与整合社会优势资源一样，这种主流大片的价值观颇为混杂，具体包括：1.政府所倡导的国家意识形态；2.社会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伦理规范；3.日常生活中的市场主义。这种囊括方方面面的价值观，从根本上导致主流大片定位的尴尬。一方面，“中影”“上影”“长影”等国家核心影视集团公司，不断推出、而且有着持续的创作规划，如年《建国大业》、年《建党伟业》《辛亥革命》，热衷于叙述国家政治，热切地回应国家政府所倡导的价值观。但是，它们又与其他大片一样，强调明星阵容、场面效果，倚重商业电影制作、营销与目的。
主流大片对构建国家形象来说意义重大。这是因为电影产业的制作、传播力量正是通过主流大片得以体现，其中，政治叙事更是必不可少。然而，在国内票房不断创新高的情况下，主流大片的票房成绩很难具有持续性。年《建国大业》国内票房高达4.2亿人民币，创造年度华语电影票房纪录。年《建党伟业》的票房4.09亿，绝对数字相差不是很大，但考虑时隔两年国内电影市场的迅猛发展，主流大片政治叙事的传播效果、社会影响已逊色不少；同年，为“百年辛亥”献礼的《辛亥革命》，票房只有万元，可谓急剧下降。①这表现出主流大片传播的社会效果差强人意，在国家形象的构建上未能有所突破。一、叙事：认知与情感的分裂在全球经济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我国不断推出振兴文化产业、繁荣电影产业的政策措施，在整合社会优势资源后，电影的商业性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新世纪以来，电影快速市场化、商业化，遵循市场逻辑，追求产业增值就成为电影创制的主要目标。如总导演韩三平称《建党伟业》有望过十亿，［1］总制片人王浙滨则把《辛亥革命》的票房定为四个亿，［2］都毫不讳言地追求影院票房。客观地说，这两部影片与年《建国大业》的创制思路一脉相承，都是用演艺明星饰演政治人物的方式吸引观众。“数星星”的“娱乐主题”在其摄制、宣传、发行及上映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忽视影片的政治理想及价值内涵。
作为主流大片，其政治观与政府倡导的意识形态相契合。如《英雄》对秦王天下霸业的敬仰，《十面埋伏》的官府与民间之间没有必要的价值判断，《梅兰芳》对抗日民族主义的高扬，更不用说《风声》《十月围城》等叙述主人公拼尽性命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故事。但毋庸讳言，大片与意识形态的这种契合仅仅体现在影片借助政治分类形成敌我的外部框架，重点却是叙述一个超越政治的人性故事。而《建国大业》《辛亥革命》等一类注重政治叙事的主流大片又有所不同。它讲述了一个民族、一个群体在历史岁月中政治理想的艰难诞生以及如何挣脱封建禁锢成立新中国的过程，政治叙事当仁不让地成最核心的部分。如果说主流大片的商业叙事不以拂逆主流政治为前提，重点以传奇吸引观众，实现市场主义，那么，主流大片的政治叙事就应当是用滔滔不绝的雄辩、排山倒海的气势、无与伦比的自信，来形象生动地阐释、演绎当下政府倡导的政治理念、价值。而这，就需要理性思辨的力量。
不得不指出，目前一些大片创作恰恰是忌讳理性思辨，由此严重割裂了认知与情感，出现了两败俱伤的结果：一方面，内容因理性认知的匮乏，显得空洞无物，另一方面，情感因认知的缺席，过于浅薄轻浮。一些大片的“画面之华丽、内容之苍白”，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缺陷，“内容苍白”与情感的肤浅不无关联。如《英雄》在表现景仰秦王的权势“天下”的同时，也不忘渲染残剑与飞雪“以死证情”的浪漫，《十面埋伏》宣扬“如风一样”的自由主义，《无极》处处流露出“爱情无所不能”的观念。不仅如此，新近的大片，如《花木兰》《画壁》《画皮》《白蛇传说》，乃至于年相继创造华语电影票房纪录的《画皮2》《泰囧》，就内容而言，均缺乏真切的人生经验，毫无审美认知导致情感浅薄轻浮，欲望泛滥，而在形式上，则极尽繁复华丽、大场面之能事。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越演越烈，足以显示大片用情感规避认知的倾向。说到底，这是电影的商业属性所决定的，试图用本能反应、瞬间刺激吸引尽可能多的观众。然而，理性认知与审美情感一纸两面。情感产生的根源在于人们对事物的价值属性的认知。正是由于人们认识到事物与自身存在诸多关联，才会对该事物投入情感；而当人们对关联属性认识得越深入，产生的情感越真挚。情感的丰富性是与认知的深刻性成正比的。著名美学家诺埃尔?卡罗尔认为，情感“至少是由两种成分构成的：认知成分，如信念或关于某人、某地或某事的真实或想象的想法；情感成分（身体的变化和/或现象的经验），并且，这里的感受状态是由相应的认知状态，如信念或类似信念的状态引起的”。［3］（P.）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投入情感是因为理性认知引发的。我国学者王元骧指出：“艺术家的思想深度在作品中总是直接表现为情感的深度。因为不论是至高的快乐、还是至深的悲哀，都只有当人们沉潜于生活的深处，深味了人生的喜怒哀乐、窥探了社会的美丑善恶之后，才有可能产生，这就决不是思想浅薄的人所能具有的。”［4］（P.75）很清楚，思想越深刻，情感就越丰富；深沉的情感背后必有伟大之思想。认识在任何时候都是情感产生的基础；情感能够有效引导理性认知的
由此看来，在创作层面上，当下主流大片的政治叙事停留于重复人人皆知的历史知识，未能从特殊的叙事视角切入重大的历史事件、政治实践，厘清主流所倡导的政治制度与观念，提炼出与个体相关的政治价值及其亮点，这严重影响到影片审美情感的丰富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面对繁杂的历史人物、政治事件，影片缺乏信心，很难立足自我进行大刀阔斧地删减取舍，筛选叙事需要的政治素材，在时间线索上平铺直叙，带有明显的“记流水账”特征。如《辛亥革命》为了表现清末民初复杂的状态，整部影片忙于在多个线索、人物之间来回叙述，既有如秋瑾赴义、血染黄花岗、保路运动、武昌首义、南北和谈、临时政府成立等革命事件，也有孙中山海外募捐、四处宣讲、阻止四国银行等活动，还有袁世凯等武昌战役、阳夏保卫战、逼宫退位、争夺总统，等等。在这种“求全”的冲动下，叙事视角不断变化，缺乏连贯的故事情境与体验，影响了观众的情感投入。第二，“记流水账”式的叙述源自于历史教科书，过于“冷静”的政治态度使主流大片出现回避表达真实政治情感、态度的现象。这造成政治叙事缺乏主观体验、空洞乏力，难以感动观众。如《辛亥革命》，虽然叙述了众多历史事件，但是，这些事件具有怎样的关联，到底存在何种重大意义，在革命的序列中又有什么样的关键作用，始终未能得到有力的阐述。我们认为，电影等叙事艺术叙述政治事件仅仅靠时间串接是远远不够的，也就不可能产生强烈的审美情感。质言之，电影按照历史教科书的“记流水账”，只不过是历史事件、知识的影像化，而无助于观众对政治事件的理解及其认同。第三，主流大片的政治叙事大多直接宣扬某种既定的政治观念、内涵与价值，缺乏对其进行较深入的思辨。我们说，政治之所以需要电影等叙事艺术，就在于它能够运用艺术虚构的权力，想象地设置某种特殊情境，用一种思辨的方式表达政治的核心价值，使主流政治所倡导的政治观及其理想广为传播、深入人心。叙事艺术的政治叙事即是政治的人文化。当下主流大片的正面人物虽然表现出崇高的政治理想与信仰，但是，这种形象的人格崇高与政治笃信处于静止状态，缺乏辩证的变化的情境，自然没有说服力。一个试图令更多人信服的政治信仰、理想价值，就更应通过合理的想象、逼真的情境、观念相互的辩驳等途径完成政治思想的传播。这在主流大片的叙事中远远不够。
总之，主流大片的政治内涵缺位、情感的简单空洞，从根本上说就是忽视认知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它在整合了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种优势资源后，应当实现如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宣传、审美愉悦和提高经济效益等多种功能。其中，国家政府所倡导的主流价值，不是政治观念的抽象演绎，更不是照本宣科式地重复；而应当融化在一个虚构的故事语境，通过人物情感、命运的形象演绎，在不同观点的交锋、争辩中，以政治理趣产生出政治的吸引力。
二、电影设置社会议题的特殊性马尔库姆?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提出的议题设置理论，被认为是年代以来传播学的重要收获。它揭示了大众传媒通过议程设置影响社会注意力的重要功能，在公众面前还原了传媒的认知能力。“受众通过媒介不仅了解公众问题及其它事情，而且根据大众媒介对一个问题或论题的强调，学会应该对它予以怎样的重视。”［5］（PP.84-85）通过大众媒介的议题设置，人们不仅知道当下公众所
作为大众媒介，电影的特点就在于叙事性，或者说，电影即是一种大众叙事媒介，利用叙事的虚构、集中、放大功能，在提供社会话题、增进社会化强度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优势。因此，我们同样能够用议题设置理论审视电影的传播效果。与非虚构性的新闻媒介相较，电影所设置的议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首先表现在电影提供的议题具有“似是而非”的模糊性，也就是说，由于创制与接受语境的娱乐性，电影设置的议题虽然和社会现象、事件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似，但很少完全一致（即便取材于真实的素材，进入叙事文本后仍然会发生某种变化），它是一种融合在人物命运、故事情节中的“似是而非”的模糊形态，对这一话题的多义性解读弱化了敏感度。因此，与其他面向社会现实的新闻媒体相比，电影在涉及负面议题的时候，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其次，电影提供的议题具有“未完成”的开放性。它处在一种“不以为真”的轻松氛围中，让人们在茶余饭后的不知不觉中参与议题，往往难以形成某个确定的结论，更不用说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确切答案，随着影片下线后很快就“无疾而终”。再次，电影所设置的议题具有欲望释放的快感。它用假定性的故事语境引人入胜，在想象性体验中潜移默化地受到电影的引导。人们在参与这种议题时较随意，常出现一个从虚构到真实、从文本内到文本外的演变。它虽是虚构的、想象的，但是，人们往往调用具有体验性的日常经验与记忆，强调议题与自我的关联性，因此在参与议题的过程中具有强烈的满足感。
在媒介日益发达的当下，电影宣传营销已经和议题设置息息相关。几乎每部大片都离不开传统纸媒（报纸、杂志）、现代电子媒介（广播电视）以及层出不穷的新媒体（网络、手机、户外移动媒体等）的立体式“轰炸”。我们注意到，电影凸显社会议题功能，也正是从《英雄》等主流大片开始。这和电影发生了从艺术文本到社会文本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从拍摄资金、主创人员到制作发行，大片在全球范围内集中了前所未有的优势资本，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艺术创作，而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公共事件。与此同时，电影创作者也开始自觉地设置可能引起观众注意的议题。如张艺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主动把《英雄》和震惊全球的“9?11”恐怖事件联系起来，吸引了观众从“反恐”这一全球意识形态的角度理解秦王的“威权政治”，这是“由上而下”的设置方式。而冯小刚的情况很特殊，植入性广告并非主观自愿，但这个本身与电影艺术无关的议题在不断重复中引发观众注意，也成为观众参与进而娱乐的内容。最典型的莫过于《非诚勿扰》（1、2），影片借用秦奋四出相亲，把海南、云南、杭州西溪湿地、北海道等旅游热点串联起来，引起观众对“软性广告”“植入性广告”的热议。可以说，电影的高票房与自身的艺术价值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取决于议题设置。大片只要设置出适当的社会议题，抓住观众眼球，就能获得高票房；反过来，获得高票房的大片，并不一定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由于商业属性的凸显，主流大片设置政治议题的情况就更加复杂。这和意识形态自身的复杂性有相当的关系。詹姆逊认为，“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既肯定又否定的张力，它需要从否定的角度揭示批判现实社会、政治的缺陷、弊端，引发人们参与的热情，但也需要从肯定的维度，对这种现有的缺陷进行必要的且颇具说服力的说明，完成对当下主流政治的辩护。［７］主流大片的政治议题设置难度就体现在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内容与分寸的把握上。
相对来说，在主流大片的政治叙事中，《建国大业》在设置议题方面表现较佳。在影像外部的社会层面上，它首创了在政治电影中设置“数星星”娱乐议题的叙事模式，前所未有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明星效应”。在庄严肃穆的“国庆六十周年”的庆典中，政治的偶像化生发出另外的生活意义。它有效传达了国家意志，契合了节假日的休闲娱乐，成功吸引了社会
我们说，议题设置不仅是因为呈现某种叙事模式、形式，关键在于它用一种“似是而非”的方式触碰到了与现实缺陷相关的话题，用一种事关切身利益的方式刺激观众的神经，如此，他们很容易找到共同的话题。相继而来的一些题材类似的大片，虽然也以明星制造议题，但效果明显不如《建国大业》，甚至根本没有形成议题，引起人们的
三、从国内到国际：国家形象构建的两个维度 从建构的角度说，国家形象就是指国家在媒介中的形象，即媒介形象。这是因为任何建构国家形象的主动行为总是借助某种特殊的媒介。大众媒介通过各种方式叙述与国家相关的信息，在大众的记忆中积淀下来，逐渐形成关于特定国家的知识、经验与大致印象。它不仅能够设置社会议题、调整社会的注意力，而且，所传播的信息就是构成国家形象的具体素材、内容，从而深刻影响到人们经验记忆中的国家形象。因此，我们急需提高大众媒介的认知功能，不应满足于简单的信息传播，而需在增加其文化内涵、传播本民族的价值观念方面进一步增强，积极介入阐释当下的国家、社会现实。就电影构建国家形象来说，始终存在着两个维度，一是国内，一是国际。就其根源，国家形象来源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真实状态，我们所说的构建国家形象，或者改变某种既定的国家形象，都是强调从国内维度，运用国内经验与素材予以努力、施加影响。但是，在国家内部，人们往往日用而不知，成为隐而不显的文化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形象需要国际维度，一方面是因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在跨文化交流中国家形象的差异性得以凸显，另一方面，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目的就在于促进国际政治形象的改善、增强跨文化交流。因此，我们必须从国内外的双重维度考察国家形象。
我们先从国内维度审视国家形象的构建。所谓“国内维度”，就是考量大众媒介建构国家形象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素材。目前，使用政治素材，从正面构建国家形象的主流大片，大都借助中国近现代历史，“晚清史”“民国史”“建国史”“党史”等成为叙事重点，尤其集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电影等大众叙事媒介特别需要挖掘那些与革命实践紧密结合的民族主义及其理论话语的合理性内涵，是它构成了中国近现代革命最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在目前主流大片的政治叙事中，构建国家形象的理论支点是强调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主义，以“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阐释新中国的“合法性”。客观地说，作为一个“次生”性的想象共同体，民族主义的优缺点一纸两面。在国家遭到外族入侵、面临瓜分厄运的生死关头，它具有整合社会、团结民心的重要力量，也会赢得源自人道主义深处的同情与理解。但是，如果缺乏这种生死存亡的特定背景，过于高调的民族主义则以民族、国家的名义抹杀内部差异，忽视内部的社会矛盾，很容易成为一种空洞的政治口号，刺激起人们本能的“民族主义”，产生出盲目的排外主义。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说得尖锐：“民族主义的种族基础，即以洋人为‘外人’，中国人为‘自己人’的观念至今原封不动，但是中国却并没有什么文化理想可以为它的民族主义注入实质内容。”［8］（P.）即是说，民族主义以族群特性为区隔，存在着非理性特征。为此，主流大片的政治叙事如果缺乏必要的文化观念，仅强调宏大的政治实践，那么近现代历史中的民族主义狭隘性就暴露无遗。我们应当从中发掘出一种超越种族或族群的社会要求，提炼出比政治更具有超越性、概括性的文化内涵及其理想。任何政治观念，都需要文化予以阐释；任何政治信仰，都需要诉之文化才能产生认同。正是这种文化内涵及其理想，从深层次地阐释、勾勒民族的历史与命运，沉淀在人们的记忆中构建起国家形象。这对主流大片的政治叙事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能简单地重述正史的素材，按照“历史教科书”记一笔历史的流水账，需要在政治题材中体现出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不仅如此，为了设置令人
政治的“合理性”，蕴藏在丰富的、多维度的日常生活中，更需要电影创作者提高自身的认知能力，从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中读解出微观的政治意义，以日常的生活逻辑理解重大历史题材、人物的政治内涵。由于政治叙事的“丰富性”内涵，带来各种不同的理解，设置出吸引观众主动参与的议题。事实上，主流大片已注意到这种“合理性”转向，但仅仅表现在反面人物上，而正面人物的塑造仍显拘谨，难以创新。《辛亥革命》的袁世凯的形象，就显得较为丰满。在政治失意时，他临溪垂钓、韬光养晦；在进攻武昌时，显示出运筹帷幄的军事能力；借助、拉拢革命军，软硬兼施“逼宫退位”，两面三刀地篡夺革命成果，表现出老谋深算的政治权术。相形之下，孙中山、黄兴等正面的政治人物仍然很单薄，影片仅从外部的筹款演讲等政治活动，参与起义等军事实践，凸显人物的政治“合法性”，而日常生活经验与逻辑在他们身上缺席，导致领袖形象的简单化，缺乏一个政治伟人应有的丰富的思想、情感层次。作为主流大片，无论从影片主题、创作主旨来说，还是就本文论题而言，影片的重点应该是凸现领袖人物、革命英雄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主流大片对人物的这种塑造显然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
如上所述，国家形象是民族国家对外传播、实现扩大自身影响力的一种标志品牌。国际维度在构建国家形象方面不可或缺。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形象都是在国际背景中出现的；正是在世界的平台上，民族国家的形象得以彻底完成。国际背景既是民族国家形象产生的动机，也是构建国家形象的目标。然而这种政治传播意识与构建国家形象的国际视野在主流大片的政治叙事中极为匮乏。可以说，在国内产业迅速发展、实力增强的今天，主流大片本应承担起主流文化传播的时代使命，但在实际创作中仍然画地为牢，仅把传播范围、期待群体等限定在国内，缺乏走向世界的自信与勇气。可以说，无论是思想的高度、视野的广度，还是具体的叙事重点，诉之于民族主义的主流大片都未能显现出应有的国际维度。中国近现代史的国际关系、国家利益冲突等话题，一直未能得到充分表达。在“后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后发的现代性国家越来越被深入地卷进世界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的格局中，这种殖民/反殖民、压迫/反压迫的“民族主义”已经很难阐释当下“中西”之间微妙的“竞合”的关系；尤其是当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拥有越来越频繁的“出镜率”，甚至引起其他国家“警觉”的今天，一味张扬高调的民族主义，很难有效地在国际环境中塑造理性的国家形象。单就创作实际来说，从国际关系及政治的角度讲述建国史、阐释新中国的合法性及其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从国际政治的维度切入本身具有较强跨国性的中国近现代史，无论在境界、观念还是具体观点上，都更能给当下社会提供某种真切的认识，更容易设置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议题，从而极大地提高影片的
国际维度的表现更不仅于此。中国的变化已深刻影响到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国际政治，即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复杂关系，已经与国内交织在一起。甚至可以说，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很难独善其身。对我们来说，国际政治并不遥远，就在我们身边。中国不仅在叙述民族历史、当下情况时需要具备国际维度，而且，更应当对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事件与现象，表达自己的观点与立场。这样，在参与全球性议题表达自己立场的过程中，国家形象得到树立。从理论上说，作为整合了社会最佳的优势资源，自身具有一定传播力的媒介，主流大片显然就是最好的载体。然而，在这方面，我国电影几乎处于空白地带。相反，新世纪的印度电影远远走在了前面，它以其丰富的经历、明确的立场、生动的叙述，在欧美市场引起越来越大的
我们说，设置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一段具体的时空中，人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麦斯威尔?麦考姆斯提醒说：“公共议题的容量十分有限，这促进了舆论的达成。无论何时，能引起公众持续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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